左旋
楚通于南而远于北。时孟子历聘齐、梁，不过与当世贤等耳。老子《道德经》，世皆尊为古书。故庄子惟知《道德经》之可尊，不知孟子之可学也。以势言之：杨、墨之迹著也，庄子之迹微也。迹著者易见，迹微者难闻。况列国之君尚功利，忘仁义，杨、墨以仁义乱当时，孟子知杨、墨之害深，而不知庄子之学讹也。庄子于此，安得不远学老子而学孟子乎？孟子于此，安得不力辟杨、墨而辟庄子乎？
庄子之讹于道，与杨、墨之讹于道不同。故杨、墨之讹止于当时，庄周之讹流于后世。
庄周曰：“天其运乎？地其处乎？日月其争于所乎？孰主张是？孰纲维是？孰居无事推而行是？”其言却似近理，其实又似说天地日月自是天地日月，其主张纲维又别有主张纲维之者，于道似远矣。
又所谓“为善无近名，为恶无近刑”，初解实似有理。及细推之，圣人教人岂有为名而学者乎？又似有弊。
《韩非·五难》
韩公子非，善刑名。其学与郑人申不害皆善刑名，同学黄老之术。不害以是相韩昭侯。非口吃不能言，故着为书。及使秦，上书说秦灭韩，故以所著书献秦，秦悦之。李斯尝与共学，疾而间之，遂下吏，斯遗之药，令自杀。以予观之，韩国本非宗族，诱外国灭之，有不容诛之罪矣。其所著书并所抱学，卒无见用，为李斯所杀，岂非天假之手而遗之药乎？
《孙子》十三篇
尝读《孙子》十三篇，其词厉，其意奇，其谋变诈而不常，其法多不正出，非仁义之师也。若《黄石公书》，则先仁义而后杀伐。其与《孙子》权谋有余而仁义不足者异矣。
《孙子》十三篇，比《黄石公素书》尚不及耳。郑原以厕《易》《论语》之后，则原之不谙道也可知矣。
《荀子》书
荀子以性为恶。只此一句，便见其不识道。道在日用之常，性为根本。根本既失，其着为书，道存乎否乎？
荀卿之书，其近理者，如《非相》等篇，意亦正当；“能定而后能应”等说，言亦切实。与夫“水火有气而无生，草木有生而无知，禽兽有知而无义，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，故最为天下之贵”；又“君子大心则天而道，小心则畏义而节”，皆先儒之所取者。然不免为放荡之词也。
李斯学荀卿之道，相秦以烧《诗》、《书》、诸子百家语，坑儒生四百六十余人。非秦之罪也，李斯之相非其道也；李斯以此相秦，非斯罪也，学荀卿之道非其道也。学之不正，其祸如此，可不畏哉！
董子《三策》
董子“道之大原出于天”，与孔子“太极生两仪”、邵子“道为天地之本”实相龃龉。盖大原者，太极也；天，亦太极之所生，故曰“太极生两仪”。太极者，道也。道生乎天地，故曰“道为天地之本”。岂太极之道反出于天邪？朱子以释《中庸》，盖断章取义，非用其全者也。“正心以正朝廷，正朝廷以正百官，正百官以正万民”，所谓朝廷、百官、万民，即家、国、天下之谓也。驭家国天下之大者，其功当自格物致知始。不自格物致知以立其体，安能修齐治平以达其用乎？
故圣贤之学，始自格致；而董子之告其君，则疏于是矣。“正其谊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”，程子谓之“度越诸子”，诚度越矣。
扬子书
天地间无物无理，亦无物无数。其理与数，何尝外乎阴阳？若羲、文、周、孔以及周、张、程、朱，皆能发理之秘，而数亦无不赅。后世扬子云之《太玄》，邵尧夫之《皇极经世》，蔡季通之《律吕新书》，蔡仲默之《洪范皇极》，皆祖伏羲之先天、文王之后天，以发乎数之秘，亦理无不赅，而天下之事物兆焉。《太玄》则一而三，三而九，九而二十七，二十七而八十一；《洪范皇极》则一而三，三而九，九复九而八十一。《太玄》、《洪范》各以九极其法，加三倍也。
《易》则自一而二，二而四，四而八，八复八而六十四，其法则为加一倍焉。《太玄》、《洪范》皆拟《易》而作。观此，可见天地间无物无数，无数无理，随起而随合也。
文中子书
尝以孟子之后，王通一人而已。其人则间气所生，其学宜足以继孟子。惜乎资禀失之太过，去圣人世远，无圣贤之道以裁之。故立心过高，一见隋帝，献太平十二策，即以皋、夔、稷、契事业自期；及退而不用，以教授河汾，即以孔、曾、思、孟事业自望。才有所就而德无所养，竟不能开伊洛、关闽之源也。惜夫！
王通以《中说》当《论语》，立心甚大，故致《续经》之失也，无怪焉。通于是乎衰矣。
王通门徒累百，散仕四方，皆能成大事业。通虽未用于世，其学亦见于此。
王通十二为人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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