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及应元世祖之召，对以治天下之道，其要在王道，其功则三年。所以启沃君心者固深矣。但其仕元，未免有隙之可议也。
许衡之学为得正传，而仕元则非正矣。夫学得其正者，体也；试之者，用也。谓其志在泽民，不在事君则可；若非君不事，如伯夷者则未可。方之刘因，且不能及，况伯夷乎？故卒而嘱其子曰：“墓不必书爵，止曰‘许衡之墓’可矣。”许平仲若有惭德者邪？
陈刚谓：使天下之人皆知读程朱之书，以至于今日者，鲁斋之力也。以予观之，鲁斋之祀孔门，其功在此。若其事元，且谋伐宋，不明正统大义，则当黜矣。
吴草庐之学
许衡、吴澄相继起于元时，谓“北许南吴”。北许之学得自姚枢，其传以程朱为主；南吴之学，当炎运垂息之时，得断简于众遗，发新知于卓识，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，亦以程朱为主。继北许为元祭酒，其教有莫大焉者。平仲生北，似不得已事元；而幼清生南，非不得已，其失犹有过于许平仲者矣。
草庐之学，其源见于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礼记纂言》，其叙见于《学基》、《学统》诸书。
刘静修之学
世儒论学，多弃刘因，独取许衡、吴澄。以愚鄙见论，学问则许、吴之得正传为多；论出处则刘因之得其正者，非许、吴可及矣。夫出处者，学问之大节。学问正则出处正，而体用一原矣；学问正，出处不正，其于学问也，焉用哉？先儒谓刘静修有“凤凰翔于千仞”气象，其形容之也至矣。
刘静修文章，有特出人表之意。其行正，其学亦正，不下于许衡、吴澄矣。
薛河东之学
吾师伊洛阎先生谓薛文清公曰：“先生崛起于数百年之后，心印濂洛，神会洙泗。学以复性为本，言以明性为先。其言曰：‘六经四书，性之一字括尽。’又曰：‘孟子之后，道不明，只是性不明。’至论所传之事曰：‘明此性，行此性而已。’又曰：‘颜子世无孔子，不当在弟子之列。’愚于先师亦云。”
又曰：“先师之处世，自功名者视之，则以为偏；自富贵者视之，则以为迂；尚绮丽者，则病其枯淡；尚博洽者，则病其拘束。孰知邈象太极，心游天真，而无所待于外哉！”又曰：“仕止久速，充实辉光，许鲁斋之后，仅见而已。其飘然脱洒，无所顾忌，虽刘静修凤凰翔于千仞之气象，又何让焉？”凡此论文清公者，至矣。
《东溪日谈录》卷十六 明 周琦 撰
文词谈
今人作文字，何必直学老、庄？尚其词之老苍，尚其词者必害理，故老、庄不入圣贤之道。何不学之经传？经若《檀弓》，传若《孟子》，词理皆胜可观。又何必直学韩、柳？韩之与柳，词客而已。何不学之周、张、程、朱？其皆理学文章，纵不能及，亦不害理。若学韩、柳不能及之，其理既害，其词亦失，卒至于韩不韩，柳不柳，词理胥失矣。
文章以气为主。所谓气者，乃道义之气，非血气之气。若血气之气，发而为文，其词多呼号叱咤，雕琢巧媚，识道者之所不取。若道义之气，发而为文，其词多正大和平，不过高无实，雕刻巧媚之言必不吐之笔舌矣。今之人少有喜庆，便序以和之；少有兴作，便记以志之。喜褒誉，厌箴规；喜期望，厌沮抑。一凶字不用，一贬词不赘。虽韩、柳、欧、苏，无不如此，何望其学经术乎？
韩子之文，固朱子所爱，尝为之《考异》，复系荆公讥韩文诗于其末曰：“纷纷易尽百年身，举世无人识道真。力去陈言夸末俗，可怜无补费精神。”何邪？盖亦词章而已，不能识道，无补于世故也。彼以朱子敬其人，爱其文，独以诗酒浮华，志在利禄，辄有叹息之词者，此岂知朱子者哉？朱子生于荆公之后，而东溪乃谓“彼以朱子敬其人”云云者，盖横说也。
三百篇之体制停当，殊甚。后来吃《离骚》、汉、魏之词，变而坏之，其变犹不大离三百篇。下至唐沈、宋近律之变，则三百篇旨始大坏矣。宋儒亦不能挽回，此文气也。
朱子尝谓：自唐初以前，其为诗者固有高下，而法犹未变。至律诗出，而后诗之与法，始皆大变。以至今日，益巧益密，而无复古人之风矣。故尝妄欲抄取经史、诗书所载韵语，下及《文选》、汉、魏古词，以尽乎郭景纯、陶渊明之所作，自为一编，而附于三百篇、楚词之后，以为诗之根本准则；又于其下一等近于古者，各为一编，以为之羽翼、权舆。朱子此言，其欲救诗之坏也，意有在矣。
诗自沈约一变之后，有许多体制出来，故三百篇旨大坏于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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