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其体制如江左体、蜂腰体、辘轳体、隔句体、回文体、偷春体、折腰体、绝弦体、五仄体、五平体、拗体、变体、离合体、人名体、药名体、蹉对体、扇对体、双声叠韵体、平仄各押韵体、八句仄入体、第三句失黏体、促句换韵体、平头换韵体、六句体、促句体、五句体、夺胎换骨法、点化古语法、抑拗物、阙案法，有许多变态，三百篇安得而不坏乎？愚少时，亦尝编有《诗家体制》一书，其体有百样。后来见得，初为学诗者约归三百篇旨，恐反为三百篇累，遂火之，并今诗亦因其不工，皆厌作矣。
少时尝事上饶李大参先生，见其称柳子厚诗“到柳州始工”，甚疑之，未尝请问。后思鼓吹以子厚《柳州诗》为首，其必据是言焉。盖自谪居永州，有十二年穷困，诗穷则工，故至柳州，开畅始发其工耳。
今人学问驰骋处，全在吟咏上露之，故以吟咏为第一件事。不知练一字之巧，费尽许多分，世俗之学因而失其根本矣。
世之称文词者曰：扬雄作《太玄》以准《易》，《法言》以准《论语》，作赋箴皆有所准；班孟坚作《二京赋》，拟《子虚》、《上林》；左太冲作《三都赋》，拟《二京》；屈原作《九章》，而宋玉述《九辩》；枚乘作《七发》，而曹子建述《七启》；张衡作《四愁》，而王仲宣述《七哀》；陆士衡作《拟古》，而江文通述《杂体》。华藻随时，而体律相仿。李唐群英，唯韩文公之文、李太白之诗，务去陈言，多出新意。至于卢仝、贾岛辈，效其颦；
张籍、皇甫湜辈，学其步，则怪且丑，僵且仆矣。然退之《南山诗》，乃类杜甫之《北征》；《进学解》，乃同子云之《解嘲》；《郓州溪堂》之什，依于《国风》；《平淮西碑》之文，近于《小雅》。则知其所本矣。近代欧公《醉翁亭记》，步骤类《阿房赋》；《昼锦堂记》，议论似《盘谷序》；东坡《黄鹤楼赋》，气力同乎《晋问》；《赤壁赋》，卓绝近于《雄风》。则知有自来矣。而《韩文公庙记》、《钟子翼哀词》，时出险怪，盖游戏三昧，间一作之也。
夫以文词比论文词，犹以枝叶较枝叶之荣瘁，根本不问也。则亦荆公讥昌黎诗之谓，神思无补于身心一矣。
人之性情，托之于诗。或穷困拂郁而鸣其苦，或化新俗美而鸣其盛，寓事于言可矣。若或外此，引以自高，且不发我性情，乃撰为一等绮丽巧怪之言，过高而无实，是不情也，何益之有？
文章不关世教，不发义理，道无补焉。必关世教，发义理，则能羽翼乎道，有用之言也。
诗若只于风情月态，如白乐天、韦应物、韩愈、杜牧、苏轼、秦少游辈所作戏妓之吟，王安石、梅圣俞、陈后山、文与可辈所作嘲友、嘲僧之吟，岂圣贤文字乎？
今人学唐沈、宋所制取士近体，皆用唐韵。以予观之，居今之世，为今制作，洪武以来自有韵矣。其欲鸣国家之盛与达己不得伸者，当依孔子所删之诗为体，洪武所定四方之声者为韵，则三百篇体庶乎可复乎？
唐、宋、元皆以词章取士，故严于韵。我国家黜词章为末学，而其崇正学，不尚夫小技也，无逾于是时矣。
诗不可废，人性情所寓也。若诗可废，孔子不删，今不读之为经乎？但近体则坏三百篇旨，伤吾道矣。人有穷苦，非诗无以达；人有忠良，非诗无以显。使可废焉，孟郊、贾岛之穷苦，杜甫之忠爱，文天祥之气节，殆将何托？诗固不可以不作也。作而从沈约近律之体制，莫若从孔子三百篇之体制也。
《东溪日谈录》卷十七 明 周琦 撰
异端谈
墨氏学仁，失之兼爱，流至于无父；杨氏学义，失之为我，流至于无君。无父无君，岂止于仁义之差？初非有意而为之，其差小，其失大，可不畏哉！
墨翟曰：“摩顶至踵，一身之间，凡可以利天下者，皆不惜也。”杨朱曰：“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，舍国而隐耕。大禹不以一身自利，不以一体偏枯。古之人，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，悉天下奉一人不取也。人人不损一毫，人人不利天下，天下治矣。”杨、墨非不欲恝然于圣贤之道，以垂一世之教也，其学谬而不自知矣。孟子以亚圣之才，起而有见于是，焉得不辞而辟之乎？
孔子谓：“师也过，商也不及。”过而不抑之，以复于中，至于兼爱则易也；不及者，不引之以归于中，至于为我亦易也。圣人中道而立，以为此中之主宰，其示人也亦至矣。
人之死生，关乎精气之聚散。气聚则生，气散则死。导气者，使气不散，固亦得不死矣。久之，气散亦死，终非自然之理。故老聃之术，别为一端。
程子谓：炉火在有风处易过，在无风处难过。以此见山林之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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