仁得于天之元、义得于天之利、礼得于天之亨、智得于天之贞是已。此言性道之得者也。孔孟之后,道之不明,性之不明也。性明焉,道岂不明哉?故四百年汉,一董子而已,论道明曰“道之大原出于天”,则于道为天地之本已背;正心以至于正万民,则于格物致知之功已缺。三百年唐,一韩子而已,仁曰“博爱”,则仁之本体已失;性曰“三品”,则性之本体不明。此言性道之失者也。孔子之不言性与天道者,岂吝哉?不轻以告人也。若汉唐之儒便不易知,直有以俟乎五星聚奎之宋也。
性则心之苗蘖,心则性之根种。故君臣、父子、宾主、是非,方其未接,则苗蘖未生,根种在心,立天下之大本矣。万物统体一太极之时,初无仁义礼智之别,盖浑然者耳。及君臣、父子、宾主、是非接焉,则苗蘖生而仁义礼智各应于事,行天下之达道矣。一物一太极之时,性率而为道也。是故极在心,为本然之体;在事,为本然之量。本然之体或坏于禀受,极非其极矣,不得谓之统体;本然之量或坏于不充其量,亦不得谓之各一太极。皆非所谓本然者矣。
是故天下之道在吾心,而吾心之性在天下也。天下之物,自君臣父子以至昆虫草木;天下之事,自忠信孝弟以至动静食息。君臣父子,有父子君臣之极;昆虫草木,有昆虫草木之极;忠信孝弟,有忠信孝弟之极;动静食息,有动静食息之极。自太极而观万物,万物之理皆原于太极,故曰“万物统体一太极”,万殊而一本也;自万物而观太极,太极之理散见于万物,故曰“一物各具一太极”,一本而万殊也。则亦莫非性也,莫非道也。
孔子曰“在明明德,在亲民,在止于至善”。仁义礼智,本至明也,本至善也,即所谓极也。不能明之,何以止之?故未善也,况至善乎?是自失其极者也。失其极者,人也,岂天与我者无是极哉?故君子当无所不用其极。
君止仁,臣止敬,父止慈,子止孝,国人止信。一物一太极也。其未仁、未敬、未慈、未孝、未信者,极未止也;其不仁、不敬、不孝、不慈、不信者,极之坏也。极未止而且坏者,人也,岂天乎哉?
鸟止飞,兽止走,草止花亦实,木止实亦花。一物一太极也。其不能止于飞、于走、于花、于实者,非天也,气不实也,失其极也。物之极,天之性也;失其极,失其性也。物失其性与人失其性等耳,岂得为全物哉?
张子“心统性情”之说:性是心之未发者,情是心之已发者。性无有不善,其不善者情也。譬诸水焉:泉,心也;止而不流者,性也;流而洋溢者,情也。流之不汩泥沙,而清斯濯缨者,情之善也;汩泥沙而浊斯濯足者,情之恶也。故浊者流也,非泉也,浊乃流之所自为也,岂泉之罪哉?是故不善者情也,非心与性也。心与性岂不善哉?
心统性情之“统”,非笼统、总统之统,乃统驭之统,如将统乎卒者也。性非心以统驭,则静无存养;情非心以统驭,则动无省察。是故用“统驭”之说,则词严矣。
天之生才,性固无不善,杂乎气质,始有善不善之分。善则君子之才,不善则小人之才。是故君子之才刚而正,小人之才柔而邪,气使之也。岂君子有才而小人无其才哉?但小人之才用事邪,不能如君子之正也。
人心不同如其面,所谓心者,人心也,非道心也。道心乃仁义礼智之心,无有不同;若人心则耳目口鼻之私,故不同如其面。
仁义不自生,而生之者心也。孺子入井,不忍,不忍便是仁;餔啜不食,不食便是义。仁义皆生于心,则心非槁木死灰可见矣。
终日对越在天,所谓天者,理而已。理无时而不在,故君子无时而不敬。终日对越在天,只是不丧其敬而已耳。先儒谓“心本善,发于思虑则有善有不善。既发则可谓之情,不可谓之心”。观此,则人之为不善者情也,非心之罪也。
圣贤言性之善,不是据理言之,是有所指实、明验而真见之。如入井孺子勃然恻隐,餔啜饮食咈然羞愧,出门大宾率然恭敬,议论是非了然明白。仓卒之间便如此发见出来,初非安排而应之,则仁义礼智之性在中可知。若非本有性善在中,如何仓卒便能发见?此便是性善指实明验处。
董子曰“道之大原出于天”,与孔子所谓“太极生两仪”、邵子所谓“道为天地之本”者实相背。盖太极者,道也;两仪者,天地也。太极生两仪,故道生天地,非天地生道,而道岂原于天邪?况大原非小原,而大原即太极。若太极出于天,而天何所出邪?是未知孔子之旨者矣。故邵子为得孔子之遗意者,此邵子之学所以非董子之所能及也。天地之性,一诚而已。
左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