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施而为雨。皆所谓阴气包裹阳气于内，阳受阴裹，不能得出，故冲突而出之。其破裂者电也，其破而成声者雷也。雷与电，皆阳气在内冲发于外者也。观神机火器，必烟光先发，而声震随之，其电先掣而雷声始震者，其理一也。雷之杀人坏物，非假外物也，气冲激耳。邪巫之说，雷之运而有车响，而有鼓裂，而有火，杀人坏物而有斧。曰车、曰鼓、曰火、曰斧，皆器也，非气也。若器，则必有造而与之者，雨散云收，贮之者何处也？持之而为雷者何人也？
邪巫之谬，世之不识理而信俗者从之。邪巫之乱吾道也，孰甚焉！
星之与雷，同一阴阳之气。故星之陨则化为石，其形如狗；雷之冲突于物，坠而亦化为石，其形似斧。与星陨化而为石，其形似狗者，一类矣。
雷之杀人，其烙于皮肤者非字也。雷之奋迅，其气冲裂，其人腑脏，血气奔走，皮肤状似龙蛇，故人见而谓之字。岂真有字以书于上哉？
雷激物之“激”，恐亦不当作“击”。若“击”乃攻击之击，主物而言。谓雷激，则“激薄”之激，主气而言，阴阳之义也。恐只当言“激”，而不当言“击”也。
世谓雷杀人以罪，坏物以怪。然无罪者亦杀，无怪者亦坏。观此可见，乃阴阳之气激薄冲突而杀人坏物，非有所择，不假私意于其间也。惟人不能操存涵养，适然遇之，神明为之失守，心志为之惊丧，故血气荡散而死矣。其“雷雨弗迷，不丧匕鬯”者，岂有是哉？
老干中虚，激薄之声自下而发者易入，冲突之力自内而外者易破。其中虚之所藏者，虫兽百怪死焉，雷岂为是霹雳哉？其非中虚者，其体内实，其无虫兽百怪，则冲突之气裂中而破外，何怪之有哉？
月中影子，世说谓之桂、兔。淮南子谓之山河影。桂兔之说固谬，山河影之说恐亦非确论矣。且山河皆地类，与地同气者也。日月相对，何止山河有影，地无影也。月中既有山河之影，如五岳在五方，四海在四方，月中明而有空缺处，当在四方；其黑而有影处，当在五方。今月中却有一小方之有影子，大方之有空缺，与地山河不对。况山河非移动之物，非若月之流行有移动，自东及西，上下颠倒不一。其中影子何一定而不移？不随月与山河而为颠倒移动邪？
此必阴气凝而为月，微有查滓凝结在内，故成此影子也。亦如日有纤查不显，人或见之而谓之乌耳。大抵只阴气重浊有查滓，而阳气轻清无查滓也。观阴气凝而为地，其查滓大而为山，小而为石，又小而为地中许多物也，可见矣。
《东溪日谈录》卷四 明 周琦 撰
祭祀谈上
坛祀于郊以事神，尸祀于庙以事鬼。坛祀、尸祀，皆祀气也。神非气不感，气非诚不积。是故斋戒沐浴以积乎诚。诚则吾之气充，以气感气，神事无不格矣。
古人冬至祀天于圜丘，取阳之生；夏至祀地于方泽，取阴之生。今合天地而郊于建寅之月，于卦为泰，于岁为首，取二气之交、人事方兴之日。比古为愈，盖合取阴阳之义也。
事天之礼，惟黄帝、尧、舜、夏、商、周配食，皆善。至秦杂方士而郊，加祀青、白、黄、赤四帝。至汉高祖以黑帝为有待，故又加祀黑帝，亦用方士。武帝则能行夏之时，故至平帝元始五年正月，始以天地合郊，但以祖配天、以后配地，与以后行亚献之失者一。至晋武帝大始二年，始除五帝之座，并圜丘、方泽之祀，郊于冬十一月，止取阳生之义。东晋元帝大兴二年，亦合天地乃郊，乃在春之三月。唐玄宗先天元年春正月并天宝元年，合郊天地。宋孝宗乾道三年冬十一月，亦合郊天地于圜丘。
其间皆无定制，不若国家合郊于建寅之月为尤愈焉。
两间之礼，惟祭天为大。非天之子不祀，非诚之积不献。岂庶人所得而干预哉？后世庶人醮天，是祭天也，其僭起于秦杂方士而郊之所致也。亵天孰甚焉？
天地山川，其祭之不僭者，气不属也。岂徒禁人名分之僭哉？
古之配天之祭有二：郊天，其一；明堂，其二。行之郊祭者，以报本、以祈谷；行之明堂者，以发政。皆大祀也。先世非有配天功德者，曷与哉？
周人郊祭之有尸者，非尸天也，尸后稷也。谓周人尸郊者，不知其所尸之故也。后世郊祭、庙祭皆不尸者，有木主以易之故耳。
秦人祀天有青、白、赤、黄四帝，惟黑帝不祀。汉高祖入关，初行祀事，问秦人有四帝之祀，惟黑帝未祀，故高祖曰“黑帝其有待于我乎？”然则天一无已，何尝有五帝乎？秦汉之祀，皆非其祀矣。
按月令：孟春之月，天子以元日祈谷于上帝。又《左传》：“启蛰而郊”，与“郊祀后稷以祈农事”者，郊以时也。后世郊不以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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