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所载虽不一，实以‘任土作贡’为主，故以‘贡’名。”
或问：“无垢张氏‘任土’之说如何？”无垢曰：“不废其所有，不责其所无，不强其所难得。是谓‘任土’。”曰：“文句似善，意实不然。古人制赋，固不责其所无，然有而不取者，后世尚多有之，况古制乎？今言‘不废其所有’，则是凡有者，一物不遗也；‘不强其所难得’，是即‘不责其所无’也。兼止及‘有无’，则不包轻重多寡之意。不如马说训诂切而意包也。”曰：“新安王说如何？”曰：“此说于‘兴地利’为切。然此‘任’亦包彼‘任’之意。
要之，合二说意味方全，故附而足之。”唐孔氏曰：“贡赋之法久矣。治水之后，禹贡定之，非禹始为贡也。”
或问：“孔氏说‘奠髙山大川’为‘差定祭祀品秩’，说者多非之。夫古人饮食必祭，出行则祭道，登车则祭轨。舜廵狩四岳，首先‘柴望’。况禹平水土，乃非常之大役，而不先祭告，可乎？”曰：“禹定髙山大川为表识，乃其治水之大规模在是。其定之之后，因而祭告，固不可谓之无。若以为专为定祀典设，则略其大而言其小，是禹自无治水规模，而徒倚神佑以幸其成也。”曰：“《舜典》廵狩首载‘柴望’，非欤？”曰：“廵狩而首‘柴望’，以见天子承天以临臣民之意。
其事与治水不同，所以‘旅山’载于梁、雍，其意盖可见。兼下文已三言‘旅山’，不应于篇首又言也。”
或问：“‘禹敷土’，林氏、夏氏谓‘敷土而散之，非若鲧之土陻水’，如何？”曰：“禹之治水，惟能顺其势以导之，使由地中行，而岂一一敷散其土而鉏掘之哉？朱、吕之说不可易矣。余说有当存，并附于此。”吕氏曰：“李光弼筑万里城，不过数日。盖先摆布定各处几队，声势相接，故得速成。若逐旋理，则散乱参错矣。”唐孔氏云：“《左传》云‘舜举八凯，使主后土’，则伯益辈佐禹多矣。禹必身行九州岛，规模设立，乃使佐己之人分布治之。
孟子言‘禹三过其门’，则其余所歴他处多矣。故言‘分布治之’也。”
冀州
九州岛次第，林氏之辨亦详。林曰：“唐孔氏言‘九州岛之次，以治水为先后。水性下流，必自下泄之，故首冀而终雍。’苏氏以为‘水患河为甚，江淮次之。河患冀、兖为多，故禹行自冀始。’皆未为通论。洪水泛滥天下，其始必相视水之大势，顺地之髙下，渐次导之。其首尾本末大相应，下文所纪导山、导水之序是也。此序九州岛，但各记一州之事，及其山川所在，施功之曲折，非谓先一州之水既毕矣，更治一州也。”朱曰：“治水固先治下流。然下流既疏，则上流当踵而治，势有不容己者。
如导河一役，既于冀、兖导其下流，则上流之在雍者，必应继踵施功，不应己治其下流，姑置上流在后，且别治他水也。”
禹贡山川，多以孔安国《汉志》为据。林曰：“禹贡山川地里，歴三代春秋至今，数千年间，其变易不同。又川泽下流多所圮壊，无复钩考。唐孔氏据孔安国所载，而益以《汉地里》，其意谓秦焚诗书，图籍皆在。髙祖入闗，萧何尽收之。孔安国去汉初七十年，身为愽士，承诏作传，必具见图籍，所载山川，必得大槩。”
或问：“林氏言‘凿龙门’止就浅狭处凿而广之，何以知其然？”曰：“《禹贡》凡施功处，或‘治’、或‘修’、或‘绩’、或‘乂’，皆随轻重载之。使其果如贾逊之说，则他处功用皆不及此之多，何以止言‘载’与‘治’，而略不及于堕断之迹邪？”
或问：“孔氏及苏、王诸儒说‘衡漳’，新安王氏以为非。如何？”王曰：“清漳出并州，浊漳出潞州，即潞也。东至邺下，入清漳。邺，相州也。清、浊二漳，合于相而东，则为从。亦漳出于赵州，自赵入清、浊二漳，则为‘衡’。”曰：“汉孔氏去古近，苏、王诸儒皆至中原，所谓漳者，宜亲见之。新安王氏言漳之源流虽详，恐未必是禹之旧迹。兼王乃近世人，未尝身至中原，故未敢从。”
或问：“恒、卫、大陆，逺于帝都，故言于田赋之后，如何？”曰：“朱、吕之说已尽。若所当治，禹岂以其逺而后之哉？岷、嶓之于梁，弱水之于雍，岂不逺乎？”
或问：“孔氏谓‘大陆之地已可耕作’。《春秋传》：‘魏献子畋于大陆。’地说云：‘河东北过洚水，千里至大陆，为地腹。’则皆以‘大陆’为地也。《尔雅》十薮：‘晋有大陆。’郭璞曰：‘今钜鹿北广阿泽是也。’杜预谓‘昭庆县有大陆泽’，《山海经》谓‘大陆之水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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