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则德之未成者果何頼哉？”曰：“林氏谓‘允协先王成德’，为能合成汤‘从谏弗咈’之德。故言‘惟说不言有厥咎’。”曰：“从谏固能成德，然谓‘成德’为‘从谏’，则牵强矣。且髙宗谓‘说之言，乃不良于言，予罔闻于行’，盖赞美其言之可行耳，非于此方求其言也。故说答以‘知我之言易行，我之言难’。我既己言，则己无咎矣，所以益勉髙宗之行也。”
说命下
或问：“甘盘之事，孔氏、苏氏说如何？”曰：“唐孔氏谓‘甘盘在小乙之世，已为大臣。小乙崩，受遗辅政。及髙宗免丧，甘盘已死。’此说与《君奭》之书不相背矣。然二孔以‘遯于荒野’为髙宗自遯，故学而中废。虽文势为顺，及与‘旧劳于外’之言相应，然髙宗之‘劳于外’，乃是未即位前之事，杂于其中，其说不免首尾自相戾。苏氏谓‘古之君子，虽明王之世，不肯仕，如巢由、夷齐之比。’则以甘盘为隐而不仕，与《君奭》之书又相背矣。
皆不若林说为善。”
吕氏曰：“自髙宗言之，凡人学未知味，失其师犹不觉；既知味而失其师，如中流失楫。髙宗之学，正頼于说。自甘盘言之，终不成教髙宗一半便弃去？此乃甘盘深教髙宗处。若使甘盘常在左右，髙宗常依靠人了，未必进步。惟被它翻然引去，髙宗乃能力求其进，过人数等。”此说亦善。
或问：“‘道’我所固有也，本未尝去，何谓之‘来’？本未尝有，何谓之‘积’？”曰：“是固然也。人惟蔽于物欲，放而不求，故未尝来；荡而不收，故未尝积。今学力既加，修者始来，来自吾心，而非由外至也；来者始积，积于吾身，而非由外假也。”王氏、张氏谓“学自外至，故言‘乃来’”，盖不知所学之事皆吾性分本然之性，曷尝强其所无哉？
或问：“诸家多以‘逊志’为‘卑逊’，子以‘逊顺平易’为说，何也？”曰：“言‘逊顺’，则从容、卑逊之意皆存于中，而‘卑逊’却不足以包‘从容涵养’之意也。”
《泰誓》
呉氏曰：“孔子论文王曰：‘有事君之小心。’又曰：‘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。周之徳，其可谓至徳矣。’《诗序》曰：‘西有昆夷之患，北有玁狁之难。以天子之命，命将帅、遣戍役，以守卫中国。’当纣为四夷交侵之时，文王犹禀命如此。观文王之心之徳与其禀命，恐所谓‘大勲’者，初未尝有意也。至武王之时，则纣之恶极矣。武王虽欲为文王之顺，而仁有所不忍，故奉天命以征之。方欲誓诸侯以必其征伐之功，其叙文王之辞，盖不得不然后世。
读书至‘惟九年大统未集，予小子其承厥志’，读《诗》至‘武王广文王之声，卒其伐功’，与此之类，皆当三思。《诗序》与孔子之言。”此说善。
蔡氏曰：“‘百姓有过，在予一人。’《广韵》云：‘过，责也。’武王言：‘天之视听，皆自乎民。今民皆有责于我，谓我不正商罪。以民心而察天意，则我之伐商，断必往矣。’盖百姓畏纣之虐，望周之深，而责武王不即拯己于水火也。如汤‘东面而征，西夷怨；南面而征，北狄怨’之意。”愚按：此说虽近凿，然上下亦通，并附于此。
牧誓
或问：“《孟子》、《史记》皆言‘虎贲三千人’，诸儒皆从之，而以《书序》为误，如何？”林氏曰：“虎贲之士，必择其骁勇絶人者为之，在王左右以为宿卫。《周礼·虎贲氏》八百人。成王崩时，以虎贲百人逆子钊。当成周全盛时，其数不过如此。武王戎车三百两，则甲士、步卒皆在焉，而虎贲则在王左右以为辅卫，其有三百人已为多矣，安得尚疑其少而以为三千人邪？盖《史记》、《孟子》之书误矣。”
或问：“汉孔氏谓‘朝歌去河四百里，牧野在朝歌南三十里。武王渡河，五日而至。赴敌宜速。’诸儒为师行三十里，武王仁义节制之师，不应速于趋利如此。皇甫谧云：‘牧野去朝歌七十里。’然自河至此，亦计三百三十里，亦非五日所能至。夫谓牧野去朝歌三十里、七十里，盖据近郊三十里、远郊七十里而言也。然汉孔氏谓‘河去朝歌四百里’，则其所谓亲见而非臆说，诸儒求其说而不得，何也？”曰：“予以《禹贡》河行之道推，尧时河自碣石入海，盖在东北之极；
至汉时，则河流入海在青齐之间；至近世，则河流愈南而近汴、泗。大抵河流自古至今，自北而愈南。窃意武王时，河北距朝歌必切近。自孔氏去，武王时河行之道变矣。”或曰：“河行南北，信有之矣。然说者谓朝歌在今卫州，孟津在今孟州，河流虽改易，而孟津之至卫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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