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今且假设诸侯之庙以明之。盖《周礼》‘建国之神位，左宗庙’，则五庙皆当在公宫之东南。其制则孙毓以为‘外为都宫，太祖在北，二昭二穆以次而南’是也。盖太祖之庙，始封之君居之；昭之北庙，二世之君居之；穆之北庙，三世之君居之；昭之南庙，四世之君居之；穆之南庙，五世之君居之。庙皆南向，各有门堂寝室，而墙宇四周焉。太祖之庙，百世不迁。余四庙，则六世之后，每一易世而一迁。其迁之也，新主祔于其班之南庙，南庙之主迁于北庙，北庙亲尽则迁其主于太庙之西夹室而谓之‘祧’。
凡庙主在本庙之室中，皆东向。及其祫于太庙之室中，则唯太祖东向自如，而为最尊之位。羣昭之入乎此者，皆列于北牖下而南向；羣穆之入乎此者，皆列于南牖下而北向。南向者，取其向明，故谓之‘昭’；北向者，取其深远，故谓之‘穆’。盖羣庙之列，则左为昭而右为穆；祫祭之位，则北为昭而南为穆也。”曰：“六世之后，二世之主既祧，则三世为昭而四世为穆，五世为昭而六世为穆乎？”曰：“不然也。‘昭常为昭，穆常为穆’，礼家之说有明文矣。
盖二世祧，则四世迁昭之北庙，六世祔昭之南庙矣；三世祧，则五世迁穆之北庙，七世祔穆之南庙矣。昭者祔，则穆者不迁；穆者祔，则昭者不动。此所以祔必以班，尸必以孙，而子孙之列亦以为序。若武王谓文王为‘穆考’，成王称武王为‘昭考’，则自其始祔而已然。然而《春秋传》以管、蔡、郕、霍为‘文之昭’，邦、晋、应、韩为‘武之穆’，则虽其既远而犹不易也。岂其交错彼此若是之纷纷哉？”曰：“庙之始立也，二世昭、三世穆、四世昭、五世穆，则固当以左为尊而右为卑矣。
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，五世穆而六世昭，则是右反为尊而左反为卑矣，其可乎？”曰：“不然也。宗庙之制，但以左右为昭穆，而不以昭穆为尊卑。故五庙同为都宫，则昭常在左，穆常在右，而外不失其序；一世自为一庙，则昭不见穆，穆不见昭，而内各全其尊。必大祫而于一室，然后序其尊卑之次，则凡己毁、未毁之主又毕陈而无所易。唯四时之祫，不陈毁庙之主，则髙祖有时而在穆，其礼未有考焉。意或如此，则髙之上无昭，而特设位于祖之西；祢之下无穆，而特设位于曽之东也欤？
”曰：“然则‘毁庙’云者，何也？”曰：“《春秋传》曰：‘坏庙之道，易檐可也，改涂可也。’说者以为将纳新主，示有所加耳，非尽撤而悉去之也。”曰：“然则天子之庙，其制若何？”曰：“唐之‘文祖’，虞之‘神宗’，商之‘七世三宗’，其详今不可考。周制犹有可言，然而汉儒之记又已有不同矣。谓后稷始封，文、武受命而王，故三庙不毁，与亲庙四而七者，诸儒之说也；谓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，文、武为宗不在数中者，刘歆之说也。
虽其数之不同，然其位置迁次，宜亦与诸侯之庙无甚异者。但如诸儒之说，则武王初有天下之时，后稷为太祖，而组绀居昭之北庙，太王居穆之北庙，王季居昭之南庙，文王居穆之南庙，犹为五庙而已。至成王时，则组绀祧，王季迁而武王祔；至康王时，则太王祧，文王迁而成王祔；至昭王时，则王季祧，武王迁而康王祔。自此以上，亦皆且为五庙，而祧者藏于太祖之庙。至穆王时，则文王亲尽当祧，而以有功当宗，故别立一庙于西北，而谓之‘文世室’。
于是成王迁，昭王祔，而为六庙矣。至共王时，则武王亲尽当祧，而亦以有功当宗，故别立一庙于东北，谓之‘武世室’。于是康王迁，穆王祔，而为七庙矣。自是以后，则穆之祧者藏于文世室，昭之祧者藏于武世室，而不复藏于太庙矣。如刘歆之说，则周自武王克商而増立二庙于二昭二穆之上，以祀髙圉、亚圉。如前递迁，至于懿王而始立文世室于三穆之上，至孝王时始立武世室于三昭之上。此为少不同耳。”曰：“然则诸儒与刘歆之说，孰为是？”曰：“前代说者多是刘歆，愚亦意其或然也。
”曰：“‘祖功宗徳’之说尚矣，而程子独以为‘如此，则是为子孙者独择其先祖而祭之也。’子亦尝考之乎？”曰：“商之三宗，周之世室，见于经典皆有明文。而功徳有无之实，天下后世自有公论。若必以此为嫌，则秦政之恶‘夫子议父、臣议君’而除谥法者，不为过矣。且程子晚年常论本朝庙制，亦谓‘太祖、太宗皆当为百世不迁之庙’。以此而推，则知前说若非记者之误，则或出于一时之言，而未必其终身之定论也。”
吕氏曰：“‘不湎于酒’，亦是常事。周公推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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