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下文“迪将其后”、“惟告周公其后”、“作册命公后”，皆此之谓也。伯禽与太公望相先后报政，传记言之甚详，则伯禽封鲁固已久矣。’”曰：“考之《君陈》、《毕命》，则周公之留洛、镇抚殷民明矣。公曰‘王命予来，承保乃文祖受命民’，曰‘伻来毖殷’，则周公许王留洛以化殷亦明矣。夫成王举祭祀、朝诸侯于洛，而实都镐京，则其留公镇洛，乃必然之理也。《史记》言太公望封于武王之世，又言武王克商，封弟叔鲜于管，封叔度于蔡，封叔旦于鲁。
《史记》所言纵未可尽信，然《武成》言武王‘崇徳报功，列爵分土’，则太公之封必当在武王之世。《孟子》言‘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’，则周之报功而封建亲贤，孰有贤于周公者乎？又言‘太公之封于齐，周公之封于鲁，各百里’，而又并言之，则必不应先封太公，至迁洛之后始封周公。意者周公之封鲁已久，而公入为相摄政。今公欲退老就国，故成王留公于朝，不使归鲁，而竟命伯禽侯鲁欤？如此，则非独与《鲁颂》所言‘王曰叔父，建尔元子，俾侯于鲁’之言不相背驰，而于林氏‘要君’之疑亦无碍。
但《书》所言‘命公后’、‘告周公其后’之言，措辞不明。以为果为‘留后’邪，则文义非悫；以为果命伯禽耶，则何不如其它命封之例，明言伯禽乎？要之，《洛诰》一书多缺文，意其必有舛误，当存之以俟知者。”
多士
或问：“呉氏、蔡氏说迁民如何？”呉氏曰：“方迁殷民于洛之时，成周未作。其后王与周公患四方之远，监三监之叛，于是始作洛邑，欲徙周而居之。其曰‘昔朕来自奄，大降尔四国民命，我乃明致天罚，移尔遐逖，比事臣我宗多逊’者，述迁民之初也。曰‘今朕作大邑于兹洛，予惟四方罔攸宾，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，臣我多逊’者，言迁民而后作邑也。故《洛诰》一篇，终始皆无欲迁殷民之意。惟周公既诺成王留洛之后，乃曰‘伻来毖殷’，又曰‘王伻殷乃承叙’。
当时殷民已迁于洛，故其言如此。”蔡曰：“武王己有都洛之志，故周公黜殷之后，以殷民反复难制，即迁于洛。至是，建成周，造庐舍，定疆埸，乃告命与之更始焉。由是推之，则《召诰》攻位之庶殷，其己迁洛之民欤？不然，则受都今卫州也，洛邑今西京也，相去四百里，召公安得舍近之友民而役远之仇民欤？《书序》以为‘成周既成，迁殷顽民’者，谬矣。吾固以为非孔子所作也。”曰：“按《康诰》、《召诰》、《洛诰》皆作于七年三月。《康诰》言‘惟三月，周公初基，作新大邑于东国洛’；
《召诰》言‘三月乙卯，周公朝至于洛，则逹观于新邑营’；《洛诰》言‘予惟乙卯，朝至于洛卜宅’，篇终言‘周公诞保文、武受命惟七年’；《康诰》言‘周公初基东国洛，四方民大和会，侯、甸、男、邦、采、卫，百工播民和，见士于周’；《召诰》言‘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’、‘周公命殷庶，庶殷丕作’。窃意殷民之当迁者，其丁壮即于此时与四方之民同趋洛赴工，而后留居于洛。故《洛诰》有‘伻来毖殷’之语，《召诰》有‘敢以雠民保受王威徳’之语，而并无迁民之说。
《多士》之叙所谓‘成周既成，迁殷顽民’者，要其终尽迁之时而论之耳。”袁氏曰：“《召诰》所谓‘庶殷’，盖经始洛邑之时，所发从役者耳。其实迁民在洛邑既成之后。所以营洛必调商民者，正缘要他亲见区处、经画与凡事之利便，则其心服而从之也轻。不然，以久安之民而一旦迁于新邑，岂不若盘庚之民怨咨哉？‘昔朕来自奄’一章，所谓‘移尔遐逖’者，东莱谓‘我明致天罚，当移徙尔于遐逖之地。今迁于洛，乃使尔比我事我臣我也。’蔡氏以为‘远徙于夫荒陬僻壤，可以言“遐逖”；
洛去卫非远，况为土中，为帝居，乌可以“遐逖”言乎？’若以为黜殷之后即迁民于洛，非惟无据，而周公黜殷在二年之后，作洛乃七年之间，亦非事势之宜也。蔡氏专攻《书叙》为谬，其说若此。”
新安王氏曰：“周公诸书，未尝以殷民为‘顽’。成王命《君陈》，始有‘无忿疾于顽’之语，非并以为顽也。康王命《毕公》，始有‘毖殷顽民’之说，则此叙或出于后之史官，故以‘顽民’二字冠于篇首。夫殷民不附于周，谓之‘顽’可也；不忘殷先王之徳，眷眷旧王，谓之‘顽’可乎？故‘顽’之一字，周公未尝出于口也。”此说亦善。
无逸
东坡曰：“人莫不好逸欲，而所甚好者，生也。以其所甚好，禁其所好，庶几必信。然犹有不信者，以逸欲为未必害生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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