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亦未尝以‘呜呼’为语辞之终也。”或曰：“错简，又未知果然也。姑并存之。”
吕氏曰：“周公知天未絶纣可也，何所见而熊数其年？盖‘我之未忍’、‘民之未厌’，即天也。民由之而不知，圣人与天为一，动静久速，极于明着，故数其年而谓之‘五’。此武王所独知，说者乃牵合岁月以附其数，亦末矣。”此说是。林氏曰：“此所谓‘五年’，正犹《武成》所谓‘九年’也。《武成》之九年，意者文王未崩之前九年，盖亦以纣之恶可伐而不忍伐之，故‘大统未集’也。此五年，意者武王未克纣之前五年，盖亦以纣之罪恶为可伐而犹冀其改过，故‘须暇之’也。
由是观之，周之伐殷，岂得已而不已哉？晋武帝以孙皓淫暴，有问罪之志。其臣羊祜则曰：‘孙皓虐已甚，于今可不战而克。若皓不幸而没，吴人更立令主，虽有百万之众，长江未可窥也。’王浚则曰：‘孙皓荒淫，宜速征伐。一旦皓死，更立贤主，则强敌也。’此言正春秋时晋伯宗所谓‘后之人或者将敬奉徳义，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，若之何待之’也。盖其意以区区之仁义，不足以易吾之大计也。晋武帝之心，则惟恐吴之有贤王，而我不得逞其欲。武王之心，则惟恐纣之不改过。
人之度量相远，一至于此！不观晋武，无以知武王之为至徳也。”
“尔曷不忱裕于尔多方”，或说与叶说亦通。或曰：“忱，信则顺理而裕；险诈，则拂理而迫。”叶曰：“四国叛，则多方为之绎骚；四国定，则多方因之休息。则多方之‘裕’，在四国也。”陈氏说“惟狂克念作圣”之说亦善。陈曰：“孔子曰：‘惟上智与下愚不移。’而周公乃曰‘圣可作狂，狂可作圣。’孔子所言，言圣、狂之成也，成则不可移；周公所言，言圣、狂之分也，圣、狂之生于一念之顷，故可改。孔子虽曰‘不移’，实有可移之理。但下愚者自自弃不肯移耳，若肯移，即是‘惟狂克念’者也。
”或曰：“圣、狂之分，亦有其事乎？”曰：“太甲初年，欲败度，纵败礼，可谓‘狂’矣；至居忧悔过，终造迪哲，则狂而克念至于通明者也。唐明皇初政清明，亦庶几乎‘通’矣；晚年蛊惑，至于乱亡，则通明罔念而作‘狂’者也。”
三山陈氏曰：“以周室天下之大，视商遗民，不啻泰山压卵。举不服之民而诛戮之，以一天下之心，宜不为过。而成王、周公谆谆于口舌间，不能自已，何也？是足以见古人忠厚之心矣。古之圣人，不忍有疾图天下之心，宁使吾有遗力而不忍尽其力于天下，宁使吾有余威而不忍尽其威于天下。尧不以四凶之害而遂用操切之政，舜不以有苗之逆命用捣其巢穴之师。圣人宽缓和柔之政，养天下于海涵春育之中，曾不以小不如意而遂至于为逞志之举也。秦汉之后，吁亦薄矣。
”
三山陈氏曰：“‘纯’，一也。天之不与夏者，纯一而不变。古者无道之国，天或降之灾异，未遽至于丧亡者，盖‘天之不畀’未纯，犹有待其改悔之意。若夫‘天之不畀’至于纯一，则无一毫佑顺之意矣。天之佑商，必曰‘纯佑命’；天不畀夏，必曰‘不畀纯’。则‘纯’者，极至之辞也。”
立政
或问：“‘三宅’之说何纷纷也？”曰：“苏氏以为‘乃事、乃牧、乃准’。一篇之中，所谓‘三宅’者，参差不齐，然大要不出是三者。此言极当。但苏说‘事、牧、准’则未安也。”曰：“首章‘王左右、常伯、常任、准人’，诸说不同。孔说何如？”孔曰：“‘常所掌事’，谓三公；‘常所任事’，谓六卿；‘准人’，平法，谓士官。与‘缀衣、虎贲’皆左右近臣，宜得其人。”曰：“孔说大概得矣。但以‘准人’为士官，则是士师之属，恐非在王左右，亦非职之尊者也。
”曰：“苏说如何？”苏曰：“王左右有牧民之长，曰‘常伯’；有任事之公卿，曰‘常任’；有守法之有司，曰‘准人’。”曰：“苏既以‘常任’为公卿矣，然公卿之上，王之左右岂复有所谓‘牧民之长’乎？”曰：“林、夏释苏说曰：‘州各有伯，伯即州牧也。当时芮伯、彤伯，皆以公卿兼牧，是‘常伯’亦王左右也。’”曰：“芮伯、彤伯诚为州伯矣，然既入为王朝之六卿，则所职者卿之事，经中初无兼领州伯之据。其为东、西二伯者，乃召公、毕公，而非芮伯、彤伯也。
安得因一‘伯’字，遂转以为‘常伯’乎？至于以‘准人’为‘守法之有司’，亦未稳。夫守法有司，职之微者也，安得称‘三宅’？又安得在王左右乎？”曰：“孔以‘常任’为六卿，而又以‘准人’为士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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