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夏氏辨‘奸慝’、‘暴乱’之相为本末，是矣，然谓‘奸慝’诘而不刑，则不可。吕氏辨‘诘’与‘刑’精矣，然失‘互见’之义，则‘诘’者似为未必刑，‘刑’者似为未必‘诘’。林氏言‘驳文’，固得互见之意，然不辨‘奸慝’、‘乱’之所以殊，又未免儱侗而无别。得此失彼，故不得不以己意言之。此类多不尽载。”
自舜命契为司徒以敷五教，《王制》司空本以量地置邑、度地居民。伯禹为司空，亦以禹平水土，人得平地而居之也。今《周官》谓“司徒掌邦教”、“司空掌邦土”，皆相合。《周礼·大司徒》之职，则掌建邦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，其间分田制赋、徒役之事居多。虽以十二教及乡三物教民，而不详及于五典。养民而后可教，犹有可言。至于小司徒、卿大夫、遂大夫等职，于地利之事尤详，则司空已无可为者。今《周礼》以为“掌邦事”，而工之事皆在焉。
先儒因以《考工记》足之。窃意《冬官》非止于工之一事，然其详不可考矣。
或问：“‘六年五服一朝’，与《周礼》不同，何也？《周礼·行人》：‘侯服，岁一见；甸服，二岁一见；男服，三岁一见；采服，四岁一见；卫服，五岁一见。’”曰：“《周礼》所谓‘侯服，岁一见’，谓第一岁一见也；‘甸服，二岁一见’，谓第二岁一见也；‘男服，三岁一见’，谓第三岁一见也；‘采服，四岁一见’，谓第四岁一见也。至第五岁而卫服一见，至第六岁则皆休息。正是‘六年五服一朝’也。诸儒疑之过耳。《左传》所载，又与《周礼》不同，何也？
昭十三年，晋人将寻盟，齐人不可。叔向告于齐曰：‘明王之制，使诸侯岁聘以志业，间朝以讲礼，再朝而会以示威，再会而盟以显昭明。’曰叔向所言，乃诸侯自相盟之礼，犹《小行人》所谓‘凡诸侯之邦交，岁相问，殷相聘，世相朝’云耳，非诸侯朝王之礼也。”
或问：“诸家多以为‘业’大于‘功’，子独以为‘功’大于‘业’，何也？”曰：“‘功’、‘业’对言之，则‘功’大而‘业’小，予已即‘学业’、‘农业’明之矣。独言之，则‘功’与‘业’无异。又观其文意所主如何。若曰周家有安民之功，有伐商之功，然后能成王业；汉髙有诛秦之功，有蹙项之功，然后能成汉业，则‘业’固大于‘功’矣。今戒卿士‘功业’，而‘功崇以志言’，‘业广以勤言’，则知人臣能勤劳以广其职业，然后能成辅治之功也。
”新安王氏之说亦佳。王曰：“所成曰‘功’，所修曰‘业’。功之崇高，必始于立志。用志不远，则无由可以高矣。然所修有职，所职有事，非能一日底于有成也，故当勤而不已，其业可广，则志与功成矣。”
或问：“子训‘骄’为‘矜肆’，‘侈’为‘奢泰’，何也？”曰：“‘矜’以慢于人者言之，谓‘骄矜’也；‘肆’以纵于己者言之，谓‘骄肆’也；‘奢’以用物而言之，谓‘奢侈’也；‘泰’以用意言之，谓‘侈泰’也。”
或问：“‘恭俭惟徳，无载尔伪’，何以能‘作徳而不作伪’哉？”曰：“‘恭俭’者，礼之发也，本出于吾徳之所固有。惟移于物欲，故变而为骄侈耳。夫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；而丰约撙节之间，出于天理之自然，亦莫不各有当然之分，非由外铄也。惟致知以明之，诚意以实之，则能自得于心矣。然后推心之庄敬而实行其恭，非内存骄慢而外为足恭也；推此心之节制而实行其俭，非内懐奢泰而外为诈俭也。是则能‘作徳’而不至‘作伪’矣。”
君陈
或问：“君陈或以为周公之子，如何？”曰：“陈氏曰：‘周公命康叔，曰“乃丕显考文王”、“乃穆考文王”；成王命蔡仲，曰“无若尔考之违王命”。况周公有大勲劳，若命其子以继父事，岂无父子之辞以宠之哉？’”
或问：“先儒言‘君陈为新进’，如何？”曰：“玩成王告戒之辞，固可知君陈之谓‘新进’。至谓‘斯时当尽循周公之典，虑旧臣微作意则害治体’，恐未必然。盖君陈之政，大体固当法周公。然‘辟以止辟’、‘简修进良’，与周公时‘合由以容，无或刑人杀人’之亲，已有间矣。而‘谨始’、‘和中’，时世又自不同。兼诸老亦不可以‘作意害治’疑之。然成王之不命诸老而命君陈，盖以君陈自足当此任耳，恐不必过为之说。”
顾命
呉氏曰：“唐、虞之际，为嗣君者，方三年之丧，不知其为君。三代之时，为嗣君者，方三年之丧，虽知其为君，而未尝正为君之礼。春秋之后，为嗣君者，方三年之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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