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盖‘五刑’、‘五罚’、‘五过’，皆所以治之，故皆以‘正’言，是皆明知其罪之所止者也。至于‘五刑之疑’，则是不知其为有罪者也，则直赦之而已。非惟合于人情法意，而上下文支派脉络亦皆晓然矣。”或曰：“‘五刑不简，正于五罚’。若‘五刑之疑’者，既已竟赦之矣，则又安得有所谓‘五罚之疑’者哉？”曰：“‘刑不见简’而正之五罚，盖明知其罪不当于刑而罚之也。其有罪不当于刑而宜罚者，而其所以致此罚罪之由，或疑而无证，则为‘五罚之疑’，亦赦之也。
”或曰：“罪不当于大辟，何不减为宫？罪不当于宫，何不减为剕？乃从罚，何邪？”曰：“此先王所以制为赎刑，以代其伤残支体之惨，而寓其仁以全民生者，正在是也。汉孔氏亦谓‘不降相因，乃古之制’，唐孔氏亦谓‘次刑非所犯，故不得降相因，如后世减降之律’。斯言得之矣。”
“五辞简孚，正于五刑”，盖情罪灼然当刑，而不可出脱者也。“五刑不简，正于五罚”，如有墨罪于此而不简，欲竟加以墨，又似失之重；欲舍之，则又不可纵，盖有罪而情理可悯，所谓‘不当于刑’者也，故恕之而从罚。如今世之徒罪，条目多矣。折肢损眼者当徒，而刃伤者亦当徒。刃伤比之折肢、损目，其犯之轻重不等矣。喻如折肢、损目，则使之受徒刑；而刃伤者，则恕而受徒罚。刃多而伤深者，受徒刑；刃少而伤浅者，受徒罚。是所谓‘五刑不简而正于五罚’也。
刃少而伤浅者，固当罚。然所以刃而伤之者，或出于彼迫我而我不得已应之，或本无意而偶加之，则其情理又轻矣。故罚之不服，而又正于五过。皆是明知其情罪之所止者也。‘疑’则不能知其人之为罪也，故直赦之。蔡氏曰：“此篇专训赎刑，盖本《舜典》‘金作赎刑’之语。然《舜典》所谓‘赎’者，官府、学校之刑尔。若五刑，则固未尝赎也。五刑之寛，惟处以流。鞭、扑，今穆王赎法，虽大辟亦与其赎免也，矣。”
汉张敞以讨羌兵食不继，建为“入榖赎罪”之法，初亦未尝及夫杀人及盗之罪。而萧望之等犹以为如此则富者得生，贫者独死，恐开利路以伤治化。曾谓唐、虞之世而有是赎法哉？蔡氏之说出于晦庵，学者所当知。要之，穆王之赎，虽非尽合古制，而所赎止及于‘不简’者，非明知其罪而使之赎，如张敞之法也。
文侯之命
或问：“王氏言‘侵越我土地，残害我人民’，不载何也？”曰：“犬戎杀幽王，周室大坏，王降而《国风》，岂止侵土地、伤人民而已？去之则无不包矣。”
费誓
秦始皇驱夷狄出塞外，此非先王之智力不及始皇。盖先王仁爱兼覆，戎夷错居内地者，平时与之相安于无事。至其或叛，则征之；服，则抚之。不为已甚，故不暇犁庭捣穴而逐之也。要之，政治苟修，虽有戎狄，不能为患，适足以为吾之法家拂士耳；政治苟乱，虽无夷狄，骨肉皆仇雠。故斥逐夷狄，不足以救秦之亡；而后世‘徒戎’之论，则又审于自量者也。
林氏曰：“戎狄错居鲁之境内。淮夷、徐、奄，预武庚之乱，骄悍未服。周封建诸侯，以周公居鲁，太公居齐。此二人亲贤之最，而分地乃介于戎夷之间，去周甚远，则以控扼东夷故也。周公留辅周室，使其子伯禽受封于鲁，东夷之心必不利于鲁之建国。故伯禽始居曲阜，而戎夷并兴者，盖与之争鲁也。按《史记》，太公封于营丘，夜衣而行，黎明至国，莱人来伐，与之争营丘。周家初定，未能安集远方，是以与太公争国。淮夷、徐戎之于曲阜，亦犹莱夷之于营丘。
淮夷、徐戎，壤地相望，有唇齿掎角之势，服则俱服，叛则俱叛。考《常武》、《閟宫》之诗，东郊不开，鲁可谓危矣。而伯禽能为战守之备以待之，号令明而赏罚信，卒使戎夷远遁，遂以立鲁社稷，辅成周家盘石之势。可为万世法，故録于帝王誓命之末。”
或问：“‘三郊三遂’，汉孔氏及林氏、东莱诸家，皆以为东郊受敌，故止言三面。然不言‘三乡三遂’而言‘三郊三遂’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夏谓大国总四面而言之，止于‘三郊三遂’耳，不必泥‘东郊不开’之说，以为有四郊、四遂也。若指四面而言，则天子六乡，亦可以谓之‘四郊’矣。此说已详。况‘东郊不开’，自指夷戎并兴于东边，故东郊儆备，其门不敢开，非谓其已至东郊。兼郊在十里之外，若至东郊，则已造城下。况费在东海郡，后为季氏邑，必非东郊之地也。
‘东郊不开’，犹汉世烽火通于甘泉，而棘门、霸上皆屯兵以待之，非谓匈奴已至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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