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又将殃及子孙矣。是三变也，皆因物而变迁，致改常而莫觉，所以每变皆不善。有志于学者，可不知所自警哉！
樊迟问仁，孔子告以“居处恭，执事敬，与人忠”，是即自警之方也。居处恭，则必无骄傲之过，何患乎举止之变哉？执事敬，则必无淫佚之过，何患乎精神之变哉？与人忠，则必无欺伪之过，何患乎心志之变哉？果能此道以警夫三者之变，则意诚、心正、身修，其于君子之三变，斯能无愧于子夏之言矣。
○忠恕说
忠者，中心无欺，所谓尽其心者也。恕者，即无欺之心推以及人，所谓“举斯心而加诸彼而已”者是也。曾子则以为一贯，子思则以为“违道不远”，何也？盖曾子之言忠恕，主生而知之者言，是指“自诚明谓之性”者言也。“诚者，天之道也”，故直以一贯论圣人之道。子思之言忠恕，主学而知之者言，是指“自明诚谓之教”者言也。“诚之者，人之道也”，故以“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”论贤人之所学，先反求诸己而后及诸人，于道能无违乎？
然而忠恕存焉，此所以不远也。
子思受道于曾子者也，其论忠恕乃与曾子异者，譬之伐柯然。子思所伐之柯，与曾子所伐之柯，本无异也；子思所以伐之，与曾子所以伐之，则异矣。曾子伐柯，胸中自有成柯，不视其所执者为法，则自然能成。子思伐柯，非以所执者为法，则不能有成。所以曾子见得夫子一贯之道，“忠恕而已”，而子思则见得曾子忠恕，“违道不远”也。然则学者欲明忠恕之要，当以曾子之言明之欤？抑当以子思之言明之欤？故尝以谓：曾子之言忠恕，涵养工夫也；
子思之言忠恕，践履工夫也。欲尽涵养之道者，要当以一贯之旨会之于心；欲求践履之实者，必当以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者行之于己。如此则合内外之道，而两无不尽，斯于曾子、子思之言俱无愧矣。
○师说
“人之患，在好为人师。”师者，人之模范，岂人之所患乎？而人之所以患之者，好为之过也。师而好为，则存于中者必有自大之心，发于外者必将往教于人，此其为患，何可胜言？是知为师之道，必学识之明，可以为人之师，而人自然而来学，则斯无患矣。所以圣人论师，必先言其知，次言其可。如《论语》论可以为师，则先之以“温故知新”；《学记》论可以为师，亦先之以“知教之所由兴废”。夫师必贵乎先知者，盖有所知则学识明，由是以己所知而觉人所不知，斯尽其善喻之道，何师之不可为哉？
是故《学记》一篇，始终专主知言，至论“能博喻然后能为师”，亦必以“知至学之难易”为本。盖以知则昭昭，斯可以使人昭昭也。此师道之所以贵乎知也。宜乎《中庸》曰：“知所以修身，则知所以治人。”是亦以知为贵也。知所以治人，则为人之师斯无愧矣。噫，此《大学》之道所以必先致其知与？
○儒行说
《儒行》一篇，学者皆疑其非圣门之书，谓为汉儒所作。详其文势，固有可疑。盖孔子对哀公之问，亦当有儒行之说，但不如是之铺叙耳。其间措辞立意，不可谓全无圣人之语。如言“道涂不争险易之利，冬夏不争阴阳之和”，非学识明者不能言，非学力至者不能行，是岂汉儒之所能言、所能至哉？恐出于孔门弟子之所记，而汉儒从而润色修饰之，故有《儒行》之篇也。
夫当道涂之间，平易之地，则逊之于人，艰险之地，则躬自履之而不辞；当冬夏之时，暑则逊人以清凉之所，寒则逊人以温暖之所，而身之所处，则虽寒暑有所不避。推其所为，谓非儒者之行可乎？且以近世为儒者论之，其在文闱也，孰不欲己得而人失？其在仕路也，孰不欲己高而人下？凡于利害之中，能处之以不争而无愧于儒行之所言者，几何人哉？即此两语，明其不争之义，则知儒行之言，皆儒者终身践履之法，读之者固不可以为汉儒之言而不加意也。
○五福六极说
五福言富不言贵，说者以为富则贵在其中。夫有财者富，有爵者贵，谓富即贵，不可也。然则五福不言贵，岂谓贵不可以言福哉？盖《洪范》之于贵，以有德为福，不以有爵为福也。虽有人爵之贵，苟天爵之不修，则虽贵不可保，安可言福？当知“二曰富”之后，宜以贵继之，不继之以贵，而“四曰攸好德”者，是言所好者德，则贵斯可保，此其所以为福也。故知箕子之于五福，不以贵言，而惟以攸好德言，盖明攸好德则贵在其中矣。
六极言贫不言贱，说者以为贫则贱在其中。夫无财者贫，无爵者贱，谓贫即贱，不可也。然则六极不言贱，岂谓贱不可以言极哉？盖《洪范》之于贱，以无德为极，不以无爵为极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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