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故阳明《古本序》曰：“《大学》之道，诚意而已矣。”岂非言诚意而格致包举其中，言诚意而正心以下更无余事乎？乃阳明婉转归到“致良知”为《大学》宗旨，大抵以诚意为主意，以致良知为工夫之则。盖曰诚意无工夫，工夫只在致知，以合于“明善是诚身工夫”、“博文是约礼工夫”、“惟精是惟一工夫”之说。岂不直截简要？乃质之诚意本传，终不打合。及考之修身章“好而知其恶，恶而知其美”，只此便是良知。然则致知工夫不是另一项，仍只就诚意中看出。
如离却意根一步，亦更无致知可言。予尝谓“好善恶恶是良知”，舍好善恶恶，别无所谓知善知恶者。好即是知好，恶即是知恶，非谓既知了善方去好善，既知了恶方去恶恶。审如此，亦安见其所谓良者？乃知知之与意，只是一合相，分不得精粗动静。且阳明既以诚意配诚身、约礼、惟一，则莫一于意，莫约于诚意一关。今云“有善有恶意之动”，善恶杂揉，向何处讨归宿？抑岂《大学》知本之谓乎？如谓诚意即诚其有善有恶之意，诚其有善，固可断然为君子；
诚其有恶，岂不断然为小人？吾不意良知既致之后，只落得做半个小人。若云致知之始有善有恶，致知之终无善无恶，则当云“《大学》之道，正心而已矣”始得。前之既欲提宗于致知，后之又欲收功于正心，视诚意之关，直是过路断桥，使人放步不得。主意在何处？
濂溪曰“几善恶”，故阳明亦曰“有善有恶”。濂溪曰“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，几也”，阳明亦曰“意之动”。然两贤之言相似而实不同。先儒以有无之间言几，后儒以有而已形言几也。曰善恶，言有自善而恶之势；后儒则平分善恶而已。或曰：“意非几也，则几又在何处？”意非几也，独非几乎？
濂溪曰“几善恶”，即继之曰“德爱曰仁，宜曰义，理曰礼，通曰智，守曰信”。此所谓德几也，道心惟微也。几本善，而善中有恶。言仁义非出于中正，即是几之恶。不谓忍与仁对，乖与义分也。
《易》曰：“几者动之微，吉之先见。”更不杂凶字。君子见几而作，所谓“善必先知之”也。惟先见，故先知。先知之谓知几，知几则知所止矣。或曰：“吉下有凶字。”仍是不善必先知之，不以祸福言也。
“有善有恶意之动，知善知恶知之良”，二语决不能相入，则知与意分明两事矣。将意先动而知随之耶？抑知先主而意继之耶？如意先动而知随之，则知落后着，不得为良；如知先主而意继之，则离照之下，岂容魑魅？若或驱意于心之外，独以知与心，则法惟有除意，不当诚意矣。且自来经传，无有以意为心外者。求其说而不得，无乃即知即意乎？果即知即意，则知良意亦良，更不待言矣。“主静立人极”，只是意诚好消息。
“几者动之微”，不是前此有个静地，后此又有动之着在，而几则界乎动静之间者。审如此三截看，则一心之中随处是截流断港，安得打并一贯？予谓周子诚、神、几，非三事，摠是指点语。
周子云“有无之间”，谓不可以有言，不可以无言，故直谓之微。《中庸》以一“微”字结一部宗旨，究竟说到“无声无臭”处，然说不得全是无也。
《大学》止辨公私义利，而不分理欲天人；《中庸》只指隐微显见，而不分前后动静。此是儒门极大公案，后人愦愦千载于今。
公私义利之辨，非格物致知之极，不足以语此。
“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”，全是指点微体。过此一关，微而着矣。好而流为好乐，恶而流为忿懥，又再流而为亲爱之僻、为贱恶之僻，又再流而为民好之僻、民恶之僻。滥觞之弊，一至于此，总为不诚意故。然则以正心章视诚意，微着之辨彰彰。而世儒反以意为粗根，以心为妙体，何耶？
忿懥、恐惧、好乐、忧患，只此是心不正实供。今乃舍此而摘及“有所”二字，为“莫须有”之狱，不已过乎？亦曰“无善无恶心之体”云尔。
后儒格物之说，当以淮南为正，曰：“格知身之为本，而家国天下之为末。”予请申之曰：“格知诚意之为本，而正修齐治平之为末。”
从朱子之补传，则学问思辨可以兼举，庶有合于明善诚身之说。而今皆废之，何居？曰：“谓之《大学》，则学问思辨行皆在其中。至一篇成书，只是疏其道之所在，而八目递言之，其要归之知本而已。”
朱子表章《大学》，于格致之说最为吃紧，而于诚意反草草。平日不知作何解，至易箦乃定为今章句，曰“实其心之所发”，不过是就事盟心伎俩，于法已疏矣。至“慎独”二字，明是尽性吃紧工夫，与《中庸》无异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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