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亦以“心之所发”言,不更疏乎?朱子一生学问,半得力于主敬。今不从“慎独”二字认取,而欲缀敬于格物之前,真所谓握灯而索照也。
正心章云“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”,又将主敬工夫用在正心项下,终忽视诚意关故耳。此阳明之说所自来也。治平章极口发挥“好恶”二字,直是王道本于诚意。
一诚贯所性之全,而工夫则自明而入。故《中庸》曰“诚身”,曰“明善”;《大学》曰“诚意”,曰“致知”。其旨一也。要之,明善之善不外一诚,明之所以诚之也;致知之知不离此意,致之所以诚之也。本体工夫,委是打合。
意根最微,诚体本天。本天者,至善者也。以其至善,还之至微,乃见真止。定、静、安、虑,次第俱到,以归之得。得无所得,乃为真得。所谓“知本”,知此而已。此处圆满,无处不圆满;此处亏欠,无处不亏欠。故君子起戒于微,以克完其天心焉。欺之为言,欠也,所自者欠也。自处一动,便有夹杂。因无夹杂,故无亏欠。而端倪在好恶之地,性光呈露,善必好,恶必恶,彼此两关,乃呈至善。故谓之“如好好色,如恶恶臭”。此时浑然天体用事,不着人力丝毫。
于此寻个下手工夫,惟有“慎”之一法,乃得还他本位,曰独。仍不许乱动手脚一毫,所谓诚之者也。此是尧舜以来相传心法。
“无有作好”,“如好好色”;“无有作恶”,“如恶恶臭”。
“莫显乎微。”夫微之显,知微之显,此谓知本,此谓知之至也。
欲诚其意,先致其知。“知远之近,知风之自,知微之显。”
心体本无动静。谓未发属静、已发属动,固非也;谓未发属动、已发属静,亦非也。盖发与未发,只是一个。时时发,时时未发,正是阴阳互藏其宅,通复互为其根。后人执名相以疏动静,分性分情,动成两畔,言有言无,总属支离,乌识心体本然之妙乎?
古人未尝以动静言心。惟《大易传》曰:“夫《易》,无思也,无为也,寂然不动,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”见心体亦复如是。“夫乾,其静也专,其动也直,是以大生焉;夫坤,其静也翕,其动也辟,是以广生焉。”见心体亦复如是。一就感应间识取,一就屈伸往来间识取,皆不是截然两候。
阴阳之理,无处无之。因阴阳见动静,非以动静生阴阳。从来学问,只是一个工夫。凡分内分外、分动分静、说有说无,劈成两下,总属支离。
“不睹不闻”,本言人所不睹闻,末章已有注脚。而解者深求之,必欲分慎独为两事。然则注言“虽不见闻,亦不敢忽”,非乎?曰:“此惟瞑目塞耳则然也。心不在焉,始有视不见、听不闻。若静中工夫愈得力,则耳目聪明亦愈加分晓。可见人一生无不睹不闻时也。若谓戒惧工夫不向睹闻处着力,则可。”
道无方所,性无方所。谓“所不睹所不闻”是天命之性,亦得。然解《大学》者,首禁“有所”,此处乃得“有所”耶?
慎独是学问工夫第一义。然《大学》于诚意之前尚有致知工夫,而在《中庸》为了义,何也?曰:“《中庸》后章说知说行,更自完备。又胪之为学问思辨行,而阳明则曰‘学也者,学此者也;问也者,问此者也;思也者,思此者也;辨也者,辨此者也;行也者,行此者也’。仍只完得诚之而已。故知诚意为了义。致知者,致此者也;格物者,格此者也。”
《中庸》疏独,曰隐、曰微、曰不睹不闻,并无“知”字。《大学》疏独,曰意、曰自、曰中、曰肺肝,亦并无“知”字。朱子特与他次个“知”字,盖为独中表出用神,庶令学者有所持循。阳明先生言良知,即物以言知也。若早知有格物义在,即止言致知亦得。朱子言独知,对睹闻以言独也。若早知有不睹不闻义在,即止言慎独亦得。
喜怒哀乐一气流行,而四者寔与时为禅代。如春过则夏,秋过则冬,冬复春,却时时保个中气,与时偕行,故谓之时中。此非慎独之至者,不足以语此。与小人无忌惮正相反。
喜怒哀乐中,便是仁义礼智信。故《中庸》于“中”字逗出“诚”字。或问朱子曰:“《中庸》言中,又言诚,何也?”曰:“横看成岭,侧看成峰。”
好恶从主意而决,故就心宗指点;喜怒从气机而流,故就性宗指点。毕竟有好恶而后有喜怒,不无标本之辨。故喜怒有情可状,而好恶托体最微。
《大学》言心不言性,心外无性也;《中庸》言性不言心,性即心之所以为心也。有说乎?曰:“善非性乎?天非心乎?故以之归宗,慎独一也。”
知在善不善之先,故能使善端充长而恶自不起。若知在善不善之后,无论知不善无救于短长,
左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