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以致遏欲存理之功。纲常伦物之则，有至有不至，虽生而若限之命乎？然孰非心之所固有乎？是则所谓性也。故君子言性不言命，以致尽人达天之学。盖性命本无定名，合而言之皆心也。自其权藉而言，则曰命，故常能为耳目口鼻君；自其体蕴而言，则曰性，故可合天人、齐圣凡而归于一。总要人在心上用功，就气中参出理来。故两下分疏如此。若谓命有不齐，惟圣人全处其丰，岂耳目口鼻之欲，圣人亦处其丰乎？性有不一，惟圣人全出乎理，岂耳目口鼻之性，独非天道之流行乎？
审若此，既有二性，又有二命，将小人有纵恶之途，而君子沮为善之志矣。惟提起“心”字，则性命各有条理，令人一一推诿不得。此孟子道性善本旨也。后之言性者，离心而言之，离之弗能离，则曰一而二、二而一，愈玄愈远。离性言命亦然。
“勿忘勿助”间，适合其宜，即是义，非是以勿忘勿助去集那义也。如此，正是义袭了。
忘是不及，助是过。过之病甚于忘。气本易动，又因而助之，遂至偏胜，则本心之体因而梏亡，所伤在根也。所谓“气一则动志”也。
知言之学，只是从“未发之中”看得透，故早破了偏见。此处差之毫厘，气便于此而受过，过则暴也。此孟子得统于子思处。
心是万古同然，所以千圣千贤若合符节。但起见处则微有不同，即尧舜一堂，亦有手轻手重，何况后之君子？惟孔子立大中之极，亦为经历多，全不执己见，一步步迤逦上去，随路问程也。孟子直是见得到，为他将孔子做个榜样，又煞下苦心，一日轻轻将“知言”说过。岂知哑子尝瓜，有难向人开口处？后人于此终草草了，安得不千错万错？
濂溪为后世儒者鼻祖，《通书》一编，将《中庸》道理又翻新谱，直是勺水不漏。第一章言诚，言圣人分上事，句句言天之道也，却句句指圣人家当。“继善成性”，即是“元亨利贞”，本无天人之别。而本义错会，又以解“天命之谓性”，将人分上家当一并推在造化上，所关不小。然朱子解《通书》此条下，原不错。
主一之谓敬。心本有主，主还其主，便是主一。
心如谷种，仁乃其生意。生意之意，即是心之意。意本是生生，非外铄我也。
物有本末，惟意该之；事有终始，惟诚意一关该之。物有本末，然不可分本末为两物，故曰“其为物不贰”；终始虽两事，只是一事，故曰“诚者物之终始”。
濂溪以中言性，而本之刚柔善恶。刚柔二字，即喜怒哀乐之别名。刚善，则怒中有喜；恶则只是偏于刚，一味肃杀之气矣。柔善，则喜中有怒；恶则只是偏于柔，一味优柔之气矣。中便是善。言于刚柔之间认个中，非是于善恶之间认个中，又非是于刚善柔善之外另认个中也。此中字分明是“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”，故即承之曰“中也者，和也，中节也，天下之达道也，圣人之事也”。《图说》言“仁义中正”，仁义即刚柔之别名，中正即中和之别解，变和言正者，就仁义上言也。
皆酷为《中庸》注疏。
《通书》“思曰睿”章最难解。周子反复言“诚”“神”“几”，不已，至此指出个把柄言“思”，是画龙点睛也。思之功，全向几处用。几者，动之微，吉之先见者也。知几，故通微；通微，故无不通；无不通，故可以尽神，可以体诚。故曰“思者，圣功之本，而吉凶之机也”。吉凶之机，言善恶由此而出，非几中本有善恶也。几动，诚动，言几中之善恶方动于彼，而为善去恶之实功已先动于思，所以谓之“见几而作，不俟终日”，所以谓之“知几其神”。
机非几也，言发动所由也。
善不善之几，中于感应者，止有过不及之差；而乘于念虑者，则谓之恶。然过而不已，念虑乘之，亦鲜不为大恶矣。君子知几，端在感应上多所得力。若念虑之恶，君子早已绝之矣。
只此一点微几，为生生立命之本。俄而根荄矣，俄而干矣，俄而枝矣，俄而叶矣，俄而花果矣。果复藏仁，仁复藏果。迎之不见其首，随之不见其尾。是故知死生之说，是故知无死无生之说。
佛氏言性而不言天，故性非其性。吾儒则曰“天命之谓性”。佛氏言心而不言意，故心非其心。吾儒则曰“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”。
喜怒哀乐，所性者也。未发为中，其体也；已发为和，其用也。合而言之心也。
朱子曰“心统性情”，张敬夫曰“心主性情”。张说为近，终是二物。曷不曰“心之性情”？
诚、神、几，曰圣人。常人之心，首病不诚。不诚，故不几而着；不几，故不神，物焉而已。不得已而求其似，姑从平旦时认取。程子以水喻性，其初皆清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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