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以天下还天下，不役其心，不动于意，不胶于物，是谓‘身修’、‘家齐’、‘国治’、‘天下平’。而其机莫切于‘知本’。家国天下以身为本，而身以知为本。故反复于本末之辨，而终之曰：‘此谓知本，此谓知之至也。’知本则知止，知止则知至，不其然乎？虽然，本末易知也，知本矣，而其功莫精于‘诚意’。盖乱吾知者，意也。意之动而好恶形焉，是不可得而遽泯也，慎之于独而已矣。慎之于独，无有作好，无有作恶而已矣。‘如恶恶臭’，‘如好好色’，言无作也。
无作则无意矣。心广体胖，此其征也。‘淇澳’‘烈文’，德之所被，民不能忘，一诚之所贯浃也。所谓‘诚于中，形于外’也。何以诚之？反之于独而已矣。反之于独，不昧其知，谓之‘自明’。‘用其极’者，自明之极。本斯在是矣。‘缉熙敬止’，其功也；仁敬孝慈信，一止也，极也；‘大畏民志’，通天下之志也。意既诚矣，知斯至矣，知本之说也。然则学者宜知所以事心也。心本无所，有所不可也；本无不在，有不在不可也。善事心者，纳之于一矩而已矣，所谓正也。
自身而家，自家而国，自国而天下，纳之于一矩，而无不修且齐焉，治且平焉。矩也者，所谓极也，至善也。‘絜矩’云者，即本以知末，止于至善，明明德于天下之实也。君子先慎乎德，反本而已矣。彼好恶拂人之性者，岂其性异人哉？舍本而逐末，卒为天下僇。本其可勿务乎？故曰：‘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’”
居士盖本阳明之说而推广之，如意无其意，心本无所，语近于禅。然其言为学之次第，知所本矣。又有《论语集注疑》《大学章句疑》《中庸章句疑》《孟子集注疑》四篇。居士深于陆、王之学，故于朱子不能无疑焉，亦各尊其所闻而已。乾隆四十九年，大司马卒。后往深山习静，参究向上第一义，自云当沉舟破釜，血战一番，埽尽群魔，以还天朗。作《蓼语》示诸兄子。久之，又复家居，寻卒。
程在仁
在仁，常熟人。困童子试，每试必更名，无定名，以字行。深于史学，尤精二《汉书》。尝谓魏收有史才，陈寿、沈约皆不及也。艮庭江先生亟称之。喜谈匡济之学，以为如有用我者，可以立致太平，豪气勃勃，不可一世。从吴门老儒陆佩鸣为师。一日谓在仁曰：“我不足为子师，为子择师，莫如汪君爱庐。”在仁闻之，即执贽门下，盛称其学。汪先生曰：“昔朱子谓吕子伯恭，喜读史书，所以心粗，不能体认经书。子之学，去吕子十万八千里，而子之心已粗，气亦浮矣。
岂有心粗气浮之人，能读书乎？而能成功业乎？”在仁瞿然下拜，曰：“愿受教！”乃取《近思录》授之。十日后，问之曰：“省否？”曰：“不省。”又授以陆、王之书。久之，又问之曰：“省未？”曰：“省。”曰：“前此何以不省也？”曰：“心不在腔子里。”从此砥厉廉隅，虽三旬九食，不妄受人惠。性孤冷，不乐见热客，坐是益困矣。假僧舍读书，徧阅大藏，又得李卓吾、紫柏书读之，感其遇，为之泣下。尝曰：“一僧一俗，皆从悲愤海中来。
”盖引以自喻也。后下榻予家，乐与先君子谈论。自悲身世不偶，多愤激之言。先君子曰：“传有之：富贵在天，虽一衿亦有定数。子学儒学佛十有余年，胸中尚不能消‘秀才’二字，学道何为？”退而告藩曰：“闻丈言，醍醐灌我顶矣。”未几，归海虞，以贫病死。
记者曰：儒生辟佛，其来久矣。至宋儒辟之尤力，然禅门有语录，宋儒亦有语录；禅门语录用委巷语，宋儒语录亦用委巷语。夫既辟之而又效之，何也？盖宋儒言心性，禅门亦言心性，其言相似，易于浑同，儒者亦不自知而流入彼法矣。至儒佛之分，在毫厘之间。若暗中分五色，饮水辨淄渑，其理至微，学者贵自得之，岂可以口舌争乎？自象山之学兴，慈湖之言近于禅矣；姚江之学继起，折而入于佛者，不可更仆数矣。然尚自讳其学曰：“吾之言，儒言也，非禅言也；
吾之行，儒行也，非禅行也。”如沈、史诸君子是已。至明之赵大洲，始以儒证佛，以佛证儒，如香闻师诸先生是已。闲尝考之，后人皆曰援儒入佛，始于杨慈湖。然程伯子有言曰：“佛言前后际断，纯亦不已，是也。”是援儒入佛，不始于慈湖，始于伯子矣。先君子学佛有年，明于去来，尝曰：“儒自为儒，佛自为佛，何必比而同之？学儒学佛，亦视其性之所近而已。儒者谈禅，略其迹而存其真，斯可矣。必曰儒佛一本，亦高明之蔽也。
”藩谨守庭训，少读儒书，不敢辟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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