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圣人法之，立明堂为治天下之大法。明堂有五室、四堂，室以祭天，堂以布政。王者承天统物，各于其方以听事，谓之《明堂月令》，今所传《月令》是也。古之圣人，生有配天之德，没有配天之祭。故太皞以下，历代称‘禘’。太皞以木德，炎帝以火德，黄帝以土德，少皞以金德，颛顼以水德。王者行大享之礼于明堂，谓之‘禘’、‘祖’、‘宗’。其郊则行之南郊。禘、郊、祖、宗四大祭，而总谓之‘禘’者，‘禘其祖之所自出’故也。郑注《大传》‘不王不禘’及《诗·长发》‘大禘’笺，皆云‘郊祀天’，是郊称禘也；
《周颂·雝序》云‘禘太祖也’，郑笺云‘太祖谓文王’，是祖称禘也；刘歆云‘大禘则终王’，是宗称禘也；董子曰：‘天地者，先祖之所自出也。’禘者，禘其祖之所自出，故四大祭皆蒙‘禘’名。禘礼上溯远祖，旁及毁庙，下逮功臣。圣人居天子之位，行配天之祭，推人道以接天，而天神降，地示出，人鬼格。夫然而阴阳和，风雨时，五谷熟，草木茂，群生咸遂，物无疵疠，所谓‘既济，定’也。先儒皆以明堂上有灵台，下有辟雍，四门有太学。
颎容《春秋释例》云：‘太庙有八名：肃然清静，谓之清庙；行禘祫，序昭穆，谓之太庙；告朔行政，谓之明堂；行飨射，养国老，谓之辟雍；占云物，望氛祥，谓之灵台；其四门之学，谓之太学；其中室，谓之太室；总谓之宫。’卢植《礼记注》亦云：‘明堂即太庙，与灵台、辟雍，古法皆同一处，近世殊异，分为三耳。’而晋时袁准著论非之，昧于古制矣。王者觐诸侯，或巡狩四岳，则有方明。方明者，放乎明堂之制也，亦谓之明堂。荀子所谓‘筑明堂于塞外以朝诸侯’，战国时齐有泰山明堂，即方明也。
《周书》朝诸侯则于明堂，觐诸侯则设方明。故虞禋六宗而觐四岳群牧，《周礼》方明而觐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。六宗、方明，即明堂六天之神，郑氏谓‘天之司盟’，非也。自明堂之制不详，而禘礼亦废。郑氏知圜丘、方丘之为禘，而不知为明堂六帝；王肃又误据鲁禘，改禘为宗庙之祭，无配天之事。此魏明所以‘汉四百余年，废无禘祀’也。禘行于明堂，明堂之法本于《易》。《中庸》言‘至诚可以赞化育，与天地参’，此明堂配天之义也。”
又有《易汉学》七卷、《易例》二卷，皆推演古义，针砭俗说。于《书》有《古文尚书考》二卷，谓孔壁中古文得多十六篇，内有《九共》九篇，析之为二十四篇，郑康成所传之二十四篇即孔壁真古文；东晋晚出之二十五篇，与《汉书》不合，可决其伪；唐人诋郑所传为张霸伪造者，妄也。今文《泰誓》三篇，其略见于太史公书，太史公从安国问故，当可信；唐人尊信晚出之《泰誓》而以今文《泰誓》为伪，亦非也。
于《春秋》有《左传补注》六卷。自序云：“尝见郑康成之《周礼》，韦宏嗣之《国语》，纯采先儒之说，末乃下以己意，令学者审其异同。杜元凯《春秋集解》，虽根本前修，而不著其说，又其持论间与诸儒相违，于是乐逊《序义》、刘炫《规过》之书出焉。今刺取经传，附以先世遗闻，宗韦、郑之遗，前修不掩；效乐、刘之意，有失必规。而于古今文之同异，辨之尤悉云。”其注“秦穆姬属贾君”，用唐《尚书》说，以贾君为申生妃；“令尹蔿艾猎”，用《世本》说，为叔敖之兄；
“同盟于亳城北”，用服虔本，证“亳”为“京”之讹；“堑防门而守之广里”，用《续汉书》及京相璠说，以“防门”、“广里”为地名；“吴句余”，用服虔说，以为吴子余祭；“万者二人”，用吴仁杰说，二人当为二八；“臧文仲废六关”，训“废”为“置”，读如《公羊》“废其有声者”之“废”。皆前人所未及道也。又言《公羊》有严、颜二家，蔡邕石经所定者，严氏《春秋》也；何邵公所注者，颜氏《春秋》也。石经《公羊》末云：“桓公二年，颜氏有所见异辞”云云；
“僖公三十年，颜氏言君出则己入”，今何本皆有之。又云：“颜氏无‘伐而不言围者，非取邑之辞’也”，今何本亦有之。以此知何所注者，颜氏本也。郑康成注《三礼》，引隐二年“放于此乎”，隐三年“登戾之”，桓十一年“迁郑焉而鄙留”，皆与何氏异，与石经同，盖郑所据者，严氏本也。又云：“应劭《风俗通》称《谷梁》为子夏门人。杨士勋谓受经于子夏。按桓谭《新论》云：‘《左氏》传世，遭战国寖微，后百余年，鲁谷梁赤为《春秋》，残略多所违失。
’然则谷梁子非亲受经于子夏矣。古人亲受业者称弟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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