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岂独程、朱大贤，立身制行卓绝？陆、王亦大贤，立身制行卓绝？即老、释亦大贤，立身制行卓绝也？唯其如是，使后儒小生闭口不敢道，宁疑周、孔，不敢疑程、朱。而其才智少过人者，则又附援程、朱以入老、释。彼老、释者，幸汉、唐之儒抵而排之矣。今论者乃谓先儒所抵排者，特老、释之粗，而其精者虽周、孔之微旨不是过也。诚使老、释之精者虽周、孔不是过，则何以生于其心，发于其事，缪戾如彼哉？况周、孔之书具在，苟得其解，皆不可以强通。
使程、朱而闻后学者之言如此，知必急急然正之也。然则戴氏之书，非故为异同，非缘隙酿嘲，非欲夺彼与此，昭昭甚明矣。至谓治经之士，宜有家法，非为宋学即为汉学。心性之说，贾、马、服、郑所不详，今为贾、马、服、郑之学者，亦不得详。夫言性言心，亦不自宋以后兴也。周末诸子及秦汉间著书立说者，多及之，其辞虽殊，其意究无大异，凡以劝学立教而已。惟老聃、庄周之书，乃有冲虚之说，真宰之名，不寄于事，不由于学，谓之返其性情而复其初。
魏晋之间，此学盛兴，而诸佛书流入中土，亦适于此时为盛。其书本浅妄无足道，译者杂以老、庄之旨，缘饰其说，大畅玄风。唐傅奕曾言其事矣，然而未敢以入儒书也。至乎昌黎韩氏，力辟佛、老，作为《原道》等书，使学者昭然知二氏之非。而其时佛氏之说入人既深，则又有柳子厚之徒，谓韩氏所罪者其迹也，忿其外而遗其中，譬之知石而不知韫玉。彼其不可斥者，往往与《易》、《论语》合，不与孔子异道也。此说一出，后之学者往往执是说以求之《易》、《论语》。
而所谓《易》、《论语》者，则又专用魏王氏之注与何氏之《集解》，其人本深于老、释，其说亦杂于二家，此则宜其有合也。历唐之末，逮宋之初，此论纷纭，固结而不可解。于是读《易》、《论语》书者，或往往先从事于二氏，因即以其有得于二氏之精者，以说《易》、《论语》之书。是以眉山苏氏作《六一居士集序》曰：‘新学以佛、老之似，乱周、孔之真，识者忧之也。’宋熙宁以后，此弊日深。至于姚江王氏之学行，则直以佛书释《论》、《孟》矣。
彼贾、马、服、郑，当时盖无是弊，而今学者束发受书，言理、言道、言心、言性，所谓理、道、心、性之云，则皆六经、孔、孟之辞；而其所以为理、道、心、性之说者，往往杂乎老、释之旨。使其说之果是，则将从而发明之矣；如其说之果非，则治经者固不可以默而已也。如使贾、马、服、郑生于是时，则亦不可以默而已矣。前之二说，阁下苟详察之，亦知戴氏之非私于其学，而榜之非私于戴氏矣。至于‘闻道’之名，不可轻以许人，犹圣贤之不可学而至。
如阁下以此为虑，此其犹存乎后儒之见也。孟子谓‘圣人人伦之至’，首阳之义，孔子称曰‘古之贤人’。夫圣贤不可至，盖在是矣，虽然，安可以自弃乎哉？若夫高谈深远者谓之知道，不言而躬行者谓之未闻道，及夫治经训者谓之儒林，明性道者谓之道学，此固戴氏所不道，而榜所望于阁下表扬之者，亦不在是也。夫戴氏论性道，莫备于其论《孟子》之书，而所以名其书者，曰《孟子字义疏证》焉耳。然则非言‘性命’之旨也，训故而已矣，度数而已矣。
要之，戴氏之学，其有功于六经、孔、孟之言甚大，使后之学者无驰心于高妙，而明察于人伦庶物之间，必自戴氏始也。惟阁下裁察焉。”
榜弟梧，字桐生，乾隆庚子召试中书，庚戌成进士，授庶吉士，散馆授编修，官至沂州府知府，博古通今，兼工词翰。榜同邑有汪莱者，字孝婴，沈之密友也，优贡生，大学士禄康荐修国史《天文志》，议叙以教官用，选石埭县训导。深于经学，十三经注疏皆背能诵如流水，而又能心通其义。人有以疑义问者，触类旁通，略无窒碍。尤善历算，通中西之术，著有《衡斋算学》，刊行于世。与元和李尚之锐论开方题解及秦九韶立天元一法，不合，遂如寇仇，终身不相见。
噫，过矣！然今之学者，大江以南，惟顾君千里与孝婴二人而已，乌可多得哉！孝婴之友，有歙人罗子信者，名永符，丁卯举于乡，辛未成进士，选庶吉士，善读书，通经达史，工诗古文，亦瑰奇之士也。洪莹，字宾华，甲子举人，己巳恩科第一人及第，授修撰，淹通经史，五经皆有撰述，亦歙人也。
汪元亮
汪元亮，字明之，一字竹香，元和人也。为诸生时，有文誉，与同郡余古农师、薛香闻师结诗社于城东，睥睨余子，不可一世。乾隆壬午，与戴君东原同举于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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