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郑康成辨解群疑，《周礼》大行。夫使汉人伪作，则当尽作，何故缺其《冬官》，而河间献王以千金购之不得耶？况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宏纲细目，亦非悬空所可伪者。是二书明无与于汉人也。今先生谓战国人作，亦属揣词，以其礼间不合于《左传》，且《丧服》篇似本《荀子》、《戴记》。然《左氏》与《公》、《谷》，即互有参差，今必《左氏》不误，而二礼误乎？《仪礼》本《荀子》、《戴记》焉，知《荀子》、《戴记》非本《仪礼》乎？此‘壁书捃拾诸书’之说，先生已辞而辟之矣。
《仪礼》传自周初，而记与传后人附之，未为不可。乃或者谓子夏传文法似《公羊》，必《公羊》高辈冒为之，则又穿凿矣。至以孔、孟时未引二礼文为疑，则《论语》固引《仪礼》‘射不主皮’矣；《汉志》载六国魏文侯好古，其时乐人窦公藏《周礼》大司乐章，至孝文时献之矣，其文何尝不见于孔、孟时耶？孔子云‘先进于礼乐，野人也；后进于礼乐，君子也’。如今《乡饮酒礼》，明初《会典》宾主介僎皆正向，明季易为隅向；明初燕会崇俭，晚乃斥靡柈斝之类。
盖同此礼，而仪文流失，致有分歧，质文丰俭，遂分先后。则《仪礼》、《周礼》传自周初，而春秋、战国之人或附离以后进者有之。经书自秦火后，多有错简脱落，则二书中亦或有错简脱落者有之。但不可定为战国人作也。即设为战国人作，是时密迩春秋，而《仪礼》记有孔子之言，则必圣门弟子所流传者。其识大识小之遗，亦必十九属周初礼矣。至于《礼记》，孔仲达《正义》云：‘孔子没后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闻，以为记。《中庸》，子思所作；
《缁衣》，公孙尼子所撰。’郑康成云：‘《月令》，吕不韦所修。’卢植云：‘《王制》，汉文时博士所录。’其余众篇，皆如此例，但未能尽知所记之人也。盖秦季人高堂伯五传至戴圣，皆传《仪礼》，而又传周、秦、汉人言礼之文，以为之记，原属会粹，其中即间有踳驳，无足怪焉。但三代大经大法，修己治人之事，舍是三书，无以考之。今世官政，犹是六典遗意；《会典》、《家礼》，不出《仪礼》规模；而皆以《礼记》络纬其中。可见此三书者，百世不可磨。
而考研折衷，则学人事耳。后世喜空言而置实事，故于载言之书多乐道之；《三礼》记载实事，自宋、明以来驳议纷然，今谬者且指为伪矣。是必礼法荡然，一无可考，变人类为禽兽而后快也。不亦可惧之甚欤！子云‘吾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’，则乐在当时固有纷乱，亦未亡也。自秦火以后，而乃十亡七八矣。先生修明礼乐，有功圣道甚大。至立论少过者，尚祈一更正焉。”河右却寄曰：“极有理之论，《周礼》至春秋‘已亡’，改作‘已微’何如？
”
陈兆兴问曰：“朱子以艺为末，或指粗者而言。君子礼乐不斯须去身，立礼成乐，则指精者言也。”曰：“礼乐精粗，一贯不可分也。即以精粗论，如心得其中，礼之精也；身勿跛倚，容勿怠肆，礼之粗也。世有身不跛倚、容不怠肆而心尚未中者，未有跛倚怠肆而心反中者也。若跛倚怠肆而谓心自中焉，是异端之中，非吾儒之中也。《乐记》曰：‘外貌斯须不庄不敬，而易慢之心入之矣。’则粗者岂轻耶？”又曰：“‘游于艺’，今注谓‘博六艺义理之趣’，或不在粗迹也。
”曰：“姑论射乎，人必学能射，而由浅入深，始得其趣。未有全不能射，而即得射之趣者。后儒高阁六艺，而言博其趣，是不能射而得射之趣也，有是理乎？陶渊明曰：‘但识琴中趣，何劳弦上声？’乃清狂高寄之言耳。今以为学术矣，其遗误后世，不已甚哉！”
鄞县万季野[名斯同]阅予《辨业》、《学规》，叹息起立曰：“以六德、六行、六艺为物，学习为格，万世不刊之论也！先儒旧解，固泛而无当矣。”予因告之曰：“昨有人诘予云：‘子谓农、工、商亦非士分业，然则《大学》尚有遗理乎？’予曰：明德亲民，德行六艺，何理不具？然理虽无所不通，而事则各有其分。如冉有足民，岂不筹划农圃之务，而必不与老农、老圃并耒而耕，而安得兼习胼胝之业欤？且言此者，以学乃实事，非托空言。空言易全，实事难备。
故治赋为宰，圣门各不相兼，况学外纷琐者乎？不然，心隐口度，万理毕具，然试问所历亦复有几，则亦徒归无用而已矣。”季野曰：“然。”
论学卷二
蠡吾 李塨 稿
钱丙谓：“观三物，知《周礼》伪书也。《虞书》言五典，今六行取孝、友而去其三，则周人但有父子、兄弟，而无君臣、夫妇、朋友也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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