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是渐说到向上工夫，非“慎独”即“诚意”也。盖意之发，有人所共知者，亦有己所独知者。
《语类》曰：“‘色取仁而行违，居之不疑’，与‘乡原’不同。此是大拍头做，要压倒人。‘乡原’却是不做声、不做气，阴沉做罪过底人。二者皆是要誉。但一个是向前去做，一个是退来做。”按朱子之意，是以“居之不疑”为近于无忌惮之小人。此是就子张身上说。子张虽非小人，然是此一边气习，极其流必至于此。
“善人教民七年”，《集注》谓：“教民者，教之以孝弟忠信、务农讲武。”《语类》谓：“司马温公尝行保伍之法，春秋教习，以民为兵。后来所教之人，归更不去理会农务生事之属，只管在家作闹，要酒物吃，其害亦不浅。古人兵出于民，却是先教之以孝弟忠信，而后驱之于此，所以无后来之害。”按此，则言讲武于今日岂易言哉？温公犹如此，而况他人乎？所以夫子言“足兵”，必本于“信”；子路言“勇”，必曰“知方”。
《语类》徐寓问：“明道言‘学者须先识仁，识得仁，以敬养，不须防检’。”曰：“未要看此。不如且就‘博学笃志，切问近思’做去。”朱子之言如此。乃自嘉、隆以来，谈良知者，莫不借口明道“识仁”说，且岂善读先儒之书者乎？
孟子议论最高处，在知大小，能详其大而略其小。如“文王之囿方七十里”章，朱子曰：“其意只主在风齐宣王尔。若文王之囿，果然纵一切人往，则虽七十里之大，不过几时，亦为赤地矣，又焉得有林水鸟兽之长茂乎？周之盛时，虽天下山林，犹有厉禁，岂有君之苑囿，反纵刍猎恣往而不禁乎？亦无是理。汉武帝上林苑只有二三十里，当时诸臣已皆以为言，岂有文王之囿反如是之大？”《蒙引》曰：“看来孟子都不肯辨折他，只要大处合正便罢。如焚廪浚井之说，最宜驳倒，孟子亦不驳，只要有‘象忧亦忧，象喜亦喜’二句便罢。
”愚谓朱子教人，最得此法。《语类》中时时提醒此意，虽随其所问答之，必曰：“道理紧要却不在这里，不消恁地理会。”如林恭甫问《论语》记门人问答之词，而《尧曰》一篇乃记尧舜汤武许多事之类，又不但问没紧要事如此答也。若问得太高，又必引到亲近处。如云：“或问伊川：‘未出门、未使民时如何？’曰：‘此“俨若思”时也。’圣人之言，得他恁地说也好。但使某答那人，则但云：‘公且去“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”。’”此俱是孟夫子家法。
《语类》谓：“‘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’，是心与言不相干；‘不得于心，勿求于气’，是心与气不相贯。此告子说也。告子只去守个心，都不管外面事，外面是亦得，不是亦得。孟子之意，是心有所失则见于言，如肝病见于目相似。”愚意告子之病，似不如此。彼谓“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”，非谓心与言不相干也，正以心为言之本，吾守吾心，而言自明；彼谓“不得于心，勿求于气”，非谓心与气不相贯也，正以心为气之本，吾守吾心，而气自正。朱子谓象山之学与告子相似，则告子之说决当如此看。
薛文清《读书录》曰：“太极者，万理之总名。”又曰：“太极，性理之尊号。”又曰：“理本无名，字之曰太极。”又曰：“太极者，理之别名，非有二也。”又曰：“太极只是性。”又曰：“太极是性之表德。”此数语发明太极最精，与程子“性即理也”一句同。
“体用一原，显微无间”，“动静无端，阴阳无始”，此四语是理学之宗祖。《读书录》亦解得最明。其解“显微”“体用”曰：“太极中涵阴阳五行男女万物之理，体用一原也；阴阳五行男女万物具太极之理，显微无间也。”其解“阴阳动静”曰：“太极动而生阳，虽自动处说起，而其根却自静中来，如天之四时，贞下起元是也。然静又根于动，动又根于静，所谓‘动静无端，阴阳无始’也。”又曰：“今天地之始，即前天地之终。其终也，虽天地混合为一，而气则未尝有息，但翕寂之余，犹四时之贞，乃静之极耳。
至静之中，而动之端已萌，即所谓‘太极动而生阳’。是则太极或在静中，或在动中，虽不杂乎气，亦不离乎气也。若以太极在气先，则是气有断绝，而太极则为一悬空之物，而能生夫气矣，是岂‘动静无端，阴阳无始’之谓乎？”此种发挥，确是洛闽之真传。
薛文清谓：“读朱子语录杂书，断不若读其手笔之书。”然手笔之书，亦有得语录而益明者。文清特恐人不加采择，而为此言耳。
文清云：“岂独乐有雅、郑耶？书亦有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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