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《小学》《四书》《六经》、濂洛关闽诸圣贤之书，雅也，嗜者少矣，夫何故？以其味之淡也。百家小说、淫词绮语、怪诞不经之书，邪也，莫不喜谈而乐道之，盖有不得教督而好之者矣，夫何故？以其味之甘也。淡则人心平而天理存，甘则人心迷而人欲肆。是其得失之归，亦何异于乐之感人也哉！”愚谓欲崇雅而黜郑者，必先明乎雅、郑之大纲，然后能审取舍。不然，其不以郑为雅者几希。
文清云：“道学以《五经》《四书》为本。专用心于史学者，无自而入道。”愚谓读史必读《纲目》，然后史学、经学为一。《读书录》曰：“《易》先天诸图，自希夷以前，皆为方士所传授。至邵子反之《易》，则知作《易》之本原实出于此。”又曰：“先天图隐而不传之时，虽有《大传》《说卦》之言，读者莫知其说。及邵子得先天图，然后以《大传》《说卦》之言证之，一一相合，于是象数始大明。”按图象隐于异学，而邵子取以明《易》者，知其原非异学之图象，特此失其传而隐于彼耳。
近世言“三教合一”者，不得借口于斯。图象在异学，止为形气之用；在吾儒，则为义理之原。薛文清自谓：“二十年治一‘怒’字，尚未消磨得尽。”以是知克己最难。又谓：“余性偏于急且易怒，因极力变化。”呜呼！文清尚如此，今人安可不知极力变化耶？
《读书录》曰：“朱子答学者之问，多告之以性与天道之妙，乃圣贤接引后学不得已之盛心也。若必待中人以上之资，始告之以此，则可告者亦少矣。然则孔子所言者，教人之正也；朱子之接引后学者，权也。”又曰：“孔子教人，说下学处极多，说上达处极少。至宋诸老先生，多将本原发以示人，亦时不得不然耳。”此二条言圣贤因时立教之意最明。盖孔子之时，未有虚无寂灭自托于上达之说，故孔子教人，只从下学说起，使其循序渐进。朱子之时，则异端之说方且共托于上达，而浸灌于学者之耳，不先去其疾，则孰肯从事于吾所谓下学哉！
故凡朱子之言性与天道、言上达者，皆所以先去其疾。
文清论敬曰：“行第一步，心在第一步上；行第二步，心在第二步上。三步、四步，无不如此，所谓敬也。如行第一步，而心在二三步之外；行第二步，而心在四五步之外，即非敬也。至若写字处事，无不皆然。写第一字，心在第一字上；为一事，心在一事上。件件专一，便是敬。”此发明程子“主一无适”之义最精。《读书记》苏季明对程子曰：“昺常患思虑不定，或思一事未了，他事如麻又生。”曰：“不可。此不诚之本也。须是习，习能专一时便好。
不拘思虑与应事，皆要求一。”此即文清之说也。
**陆稼书先生问学录卷之四**
许锺斗［许锺斗文集止五卷，无甚关系文字］谓：“春秋战国时，有道德家，有杨墨家，有阴阳家，有法术家，有纵横家，家各为教，而不可无孔孟之学。汉唐宋以来，有游侠，有释老，而上之所以罗士者，又或以博学，以宏词，以诗赋，以对策射策，不尽以明经，故不可无周程张朱之学。乃今之为周程张朱与为孔孟者，遍天下皆是矣。师以是教，士以是习，隶之学宫，升之司徒，贡之天子，组织而为文章，彪炳而为事业，轩揭而为节义，何莫非学？而乃必于文章事业节义之外，别立一理学之名；
于传注之外，别标一宗旨；于学校之外，别寻一师门，果何说也？”此一段盖有激乎嘉、隆以后讲学之弊而言之。其实今之欲讲学者，只当就举业中指点，不必另辟一门径。
锺斗论“格君心”当自身始，曰：“身无羔羊素丝之节，而欲言投珠抵璧之风；身无集思广益之谊，而欲言悬铎设鼗之美；身好矜伐，而欲责君以持盈；身好佞幸，而欲责君以去谗；身好惨刻，而欲责君以大度；身好舞智，而欲责君以推诚，必不得之数也。”呜呼！岂独格君哉？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何莫不然？
圣人不得中行而与狂狷，与之之内，有许多裁成辅相之法，究竟欲其归于中行，非徒嘉奖之而已也。若但知嘉奖，则狂者之气将益高，而狷者之守将益僻，其去中行将益远，岂圣人之教乎？汉之党锢，明之东林，皆错认圣人取狂狷之意。
谭舟石作《延绥镇志》论河套云：“议者以河套为《诗》之朔方。然《诗》言‘王命南仲，城彼朔方’，笺之者曰：‘《尧典》云“宅朔方”，《尔雅》云“朔，北方也”，皆其广号为近玁狁之国耳，未尝指为河套也。’成化时有谓余子俊城榆林而不复河套为失策。然安南，永乐时之郡县也，宣宗朝犹议而去之，况新当土木之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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