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乃欲城榆林者，城河套不亦谬乎？曾铣之论，轮台之谋也；子俊之策，朱崖之议也。”舟石此论甚是。又引张方平谏用兵书曰：“战胜之后，陛下可得而知者，凯旋捷奏，拜表称贺，赫然耳目之观耳。至于远方之民，肝脑屠于白刃，筋骨绝于馈饷，流离破产，鬻卖男女，薰眼折臂，自经之状，陛下必不得而见也；慈父孝子、孤臣寡妇之哭声，陛下必不得而闻也。”呜呼！闻方平之言而不心动者，难矣。愚谓见舟石此论，而尚思开边衅者，亦可以止矣。
《延绥镇志》载：“李自成，米脂人，为银川驿马夫。崇祯元年，延安大饥，群盗并起，而自成尚为驿子，无叛志也。兵科给事中刘懋上言减驿站，岁可省金钱巨万。朝议是之。凡游民之隶籍驿递者，多亡去。自成亦复无聊，始为小偷，因窜入流贼。初不过为裁省计，岂意游民无所得食，而饥荒又迫之，卒至于土崩而不可救。”愚读之，不觉三叹。今之言理财者，动云当节。呜呼！“节”之一字，岂易言哉！
时文论“子产听郑国之政”章云：“时至战国，苛察缴绕之政深，而温惠慈和之意少，盖天下尤尚刑名哉！然而刑名之始，不始于刑名之人。惟为政者宽以养天下之乱源，柔以蓄天下之不肖，至于宏纲不举，万事堕坏，而后察察者得以承其后也。孟子忧之，故借子产以立论。”此说得最好。
“小人闲居为不善，见君子而后厌然”，此尚是古之小人。若今之小人，有慷慨激烈而谈弥缝钻营之术者矣，方自以为非常之人、非常之论，而肯厌然哉？然为君子者，亦不可不自反。使魑魅魍魉得跳跃于吾前者，必吾之正气未完也。吾之正气完一分，则彼之跳跃亦必减一分。
余令疁城二年，每念成汤“解网”一事，以为此非特言汤之恩及禽兽，乃商家一代用法之权衡也。大抵先王立法，止存其大经，而不能必天下之毫厘不差。故商道号称尚严，然未尝不时开其一面。此所以法行而天下安之。若夫立法而必欲天下之毫厘不差，此商鞅、韩非之所谓法，而岂先王之法哉？
宋姚铉辑《唐文粹》一书，不取昌黎《谏佛骨表》，大端已差。
昌黎《请上尊号表》与《上宰相书》，同一卑污。
文人之言，亦往往见道。如李华《吊古战场文》云：“文教失宣，武臣用奇。”此二语，与曾子“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”，同一深慨。
管子以礼、义、廉、耻为四维。柳子厚谓：“廉耻即义也，见其有二维，未见其四也。”愚谓不然。廉耻乃义之重者，故别出而言之。圣贤之言多如此类，无碍其为四也。
颜鲁公，唐代伟人。而载于《文粹》者，《宝应寺》有记，《放生池》有碑，深溺于浮屠之说如此。其它如张说、王维、卢肇、李华、白居易、柳宗元之徒，连篇累牍，称扬佛教者，又何足怪哉？故知韩退之，真人杰也。
桴亭极尊程朱，而亦不敢深辟象山、阳明，盖亦梁溪之派也。
韩退之好作大言。如《答吕医山人书》云：“若世无孔子，不当在弟子之列。”此等妄言，长后世少年虚浮之气，为害不少。
退之《答张籍书》谓：“己之道，乃夫子、孟轲、扬雄所传之道也。”及《原道》则云：“荀与扬也，择焉而不精，语焉而不详。”若不观《原道》，则前书所云不伦甚矣。故知古人之言，未可轻议。
退之《答刘正夫书》云：“或问：‘为文宜何师？’必谨对曰：‘宜师古圣贤人。’曰：‘古圣贤人所为书，其存辞皆不同，宜何师？’必谨对曰：‘师其意，不师其辞。’又问曰：‘文宜易？宜难？’必谨对曰：‘无难易，惟其是尔。’”此皆说得最好。后又云：“足下家中百物，皆赖而用也，然其所珍爱者，必非常物。夫君子之于文，岂异于是乎？”信斯言也，则前所云“师古圣贤”、所云“惟其是”者，必求为非常而后可。启天下好异之弊者，必斯言也夫！
夫古圣贤所为，惟求尽其常而已，不闻好异也。吾所恶于俗下文字者，恶夫不能尽其常者耳。
诸庄甫之学，不如陈、陆，而刻厉过之。其《日记》云：“生计有无，可以不动念；小人毁谤，可以不与闻。凡事尽其在我，但使方寸可以对大庭，此身可以见上帝，虽饿死亦何憾？”察其生平，确能如此，亦可谓独行之士矣。庄甫论仁义礼智信最好，曰：“仁义礼智信，虽作五件，其实是一时俱有的。但要识得那一件为政耳。如有时仁为政，仁主于慈爱，而慈爱莫切于子，爱而教诲之，仁之义也；爱而有节文，仁之礼也；爱而知其恶，仁之智也；爱而有始有终，仁之信也。
四者缺一则非仁矣。如有时礼为政，礼主于尊敬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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