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子曰:“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,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。“孟子曰:“非仁无为也,非礼无行也。“周子曰:“仁义礼智,四者动静、言貌、视听无违之谓纯。“此以义理为主也。《传灯录》曰:“作用是性。在目曰见,在耳曰闻,在鼻嗅香,在口谈论,在手执捉,在足运奔。“陆象山曰:“吾目能视,耳能听,鼻能知香臭,口能知味,心能思,手足能运动,如何更要甚存诚持敬?“杨慈湖曰:“吾目视、耳听、鼻嗅、口尝、手执、足运,无非大道之用。
“王阳明曰:“那能视听言动底,便是性,便是天理。“此以知觉为主也。愚谓:义理于人所系甚重,全义理则为圣为贤,失义理则为愚为不肖。知觉则夫人有之,虽桀、纣、盗跖亦有之。岂可谓“能视听言动底便是天理,无非大道之用“耶?此理甚明,岂容诬也!
仁义礼智,理之精也,所以主正乎知觉而使之不差者也;虚灵知觉,气之妙也,所以引翼乎仁义而为之运用者也。二者相为用也。义理所以主宰乎知觉,知觉所以运行乎仁义。朱子曰:“人心如卒徒,道心如将帅。“仁义礼智,心之德;虚灵知觉,心之才。传曰:“才者,德之资;德者,才之帅。“
或曰:“诚若子言,则胸中不如有二物相对耶?“曰:“不然也。二者相为用也,虽谓之一亦可也,然非初学者所遽及也。夫惟圣人,其始一之者乎?何也?圣人者,性焉安焉,其所知觉者无非义理,理与知觉浑融为一,所谓‘从心所欲不踰矩‘矣,所谓‘动容周旋中礼‘矣。若夫学者,不能无气禀之拘,而虚灵为之所累,义理因之以蔽,其所知觉者未免多从于形气之私,而未能中礼而不踰矩。故必格物致知,穷乎义理以为虚灵知觉之主,务使心之所欲必不至踰于矩也,动容周旋必欲其中于礼也。
所谓‘道心为主,而人心每听命‘也。故夫学者,其始未能一而欲求一之者也;圣人者,自然而一之者也。是故不能合其二以为一者,非至学也。“
周子《太极图说》谓:“人得其秀而最灵。形既生矣,神发知矣。“正是指虚灵知觉而言。至“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“,便是以义理为知觉之主。
平时已致穷理之功,临事又复加审慎,然后发,此是吾儒之道。若禅学,则只完养一个精神知觉便了,任渠自流出去,以为无不是道矣。
学问以辩穷其理于平时也,“非礼勿视听言动“,审其发于临事也,皆是以义理为知觉之主。
吾儒惟恐义理不明,不能为知觉之主,故必欲格物穷理以致其知;禅家惟恐事理纷扰,为精神知觉之累,故不欲心泊一事、思一理。
吾儒之学,主敬而穷理;异端之学,主静以完养精神。
朱子尝谓:“佛氏最怕人说这‘理‘字,都要除掉了。“愚按:杨慈湖谓“学者沈溺乎义理之意说,胸中常存一理不能忘舍“,此岂非“最怕人说这理字,都要除掉了“耶?象山说“善能害心“,岂非将“善“字亦都要除掉了耶?呜呼,吾人除了理,掉了善恶,不管不知成甚么人,下梢只成得个猖狂自恣而已。奈何犹假“先立其大“借口欺人?
朱子曰:“儒者以理为不生不灭,释氏以神识为不生不灭。“胡敬斋曰:“儒者养得一个道理,释老只养得一个精神。“此言剖判极直截分明。自孔、孟、老、庄以来,只是二道迭为盛衰,如阴阳治乱,相对相乘,不知何时定于一?
“道也者,不可须臾离也。“道,即仁义礼智也。君子“尊德性而道问学“,德性,亦仁义礼智也。若禅学,则以精神灵觉为德性、为道、为不可须臾离矣。儒禅所争只此。
朱子谓:“人心犹船,道心犹舵。“譬喻极亲切。若禅学,则以人心灵觉为舵矣。
《传习录》谓:“朱子说‘道心为主,而人心听命‘,说得不是。“观《论语》“非礼勿视听言动“,周子谓“仁义礼智四者动静、言貌、视听无违之谓纯“,岂非分明“道心为主,而人心听命“乎?何得主禅学以疑朱子也?
“道心为人心之主“,从古圣贤垂训,皆不外此意,但不曾有如此明言。至朱子序《中庸》,始申虞庭之训,明言直指以示人,一言而尽入德之要,大有功于学者。后学所当拳拳服膺不暇,尚何得暴弃妄议耶?
《商书》“以义制事,以礼制心“,《孟子》“非仁无为,非礼无行“等语,皆是以道心为人心之主。
人与天不同。论天地之化,气为主而理在其中;论圣贤之学,理为主而气听其命。盈天地间皆一元之气,未闻气之外别有所谓元亨利贞。盖天地理气不相离,二之则不是。在人,精神作用皆气也,所以主宰其间而使之不差者,理也。是理气在人,不能无二,欲混之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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