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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学问思辩、持守践行、涵养省察、扩充克治,凡此学问之道,无非所以求吾既失之仁也。“愚谓此说似得孟子之意,与《集注》程朱小异。程朱说求放心,乃是先立个基本,而后从事于学问寻向上去。玩孟子文意,“学问“即所以求放心。程朱之意,则“学问“在求放心之后。鄙意所疑如此,明者观之如何?
孟子上章说“存乎人者,岂无仁义之心哉?其所以放其良心者,亦犹斧斤之于木也。“观此,则“求放心“正是指仁义之心,而不可指为精神之心,尤明矣。或曰:“然则《集注》求放心之说,与陆子将无同邪?“曰:“不同。程朱是将求放心做主敬看,以为学问基本。陆子教人求放心,则是主静以收拾精神,不使心泊一事,不复以言语文字为意。二者恶得同?“
禅学收摄精神之说,与孟子“求放心“之说甚相似,真所谓“弥近理而大乱真“,所以至今人看陆子静不破。
孟子言心,陆子亦言心;孟子言陷溺,陆子亦言陷溺。然孟子惟恐人陷溺于利欲而无以存其仁义之心,陆子惟恐人陷溺于文义知见而无以存其精神之心。
孟子专言利欲害心,陆子则言善亦能害心,言心不可泊一事,言逐外伤精神。其视孟子,何啻燕越?胡敬斋曰:“吾儒之一,一于理而不为利欲所杂;佛老之一,一于虚无而不为事物所杂、思虑所牵。“观此明矣。
象山《语录》云:“此道与溺于利欲之人言,犹易;与溺于意见之人言,却难。“按此,分明是言利欲犹未为甚害,而意见之为害甚矣。岂所以为训?《草木子》曰:“金溪之学,谓收敛精神,自作主宰,向有欠缺,至于利欲未为病,纔涉于思即是害事。全似告子。“据此语,亦看破象山矣。
孟子、陆氏言心不同之此,此儒释分别路头处,此名同实异、毫厘千里处,此看破陆氏紧要处。数百年来,学者皆为渠所谩,无人理会到此。昔严沧浪评诗,自谓“犹那查太子,析骨还父,析肉还母“。苏老泉自言其著书,谓“方其致思于心也,若或起之;及其得之心而书之纸也,若或相之“。愚作《通辩》,自觉亦颇有此意。岂孔孟程朱在天之灵有以启之,而欲明此一事也耶?
《学蔀通辨》卷之十一
终编中
此卷所载,着朱子教人之法,在于敬义交修,知行兼尽,不使学者陷一偏之失而流异学之归也。此圣学之涂辙也。
或曰:“子之为学,不求诸心而求诸迹,不求之内而求之外,吾恐圣贤之学不如是之浅近而支离也。“朱子曰:“人之所以为学,心与理而已。心虽主乎一身,而其体之虚灵,足以管乎天下之理;理虽散在万物,而用之微妙,实不外乎一人之心。初不可以内外精粗而论也。然或不知此心之灵而无以存之,则昏昧杂扰而无以穷众理之妙;不知众理之妙而无以穷之,则偏狭固滞而无以尽此心之全。此其理势之相须,盖亦有必然者。是以圣人设教,使人默识此心之灵而存之于端庄静一之中,以为穷理之本;
使人知有众理之妙而穷之于学问思辨之际,以致尽心之功。巨细相涵,动静交养,初未尝有内外精粗之择。及其真积力久而豁然贯通焉,则亦有以知其浑然一致,而果无内外精粗之可言矣。今必以是为浅近支离,而欲藏形匿影,别为一种幽深恍惚、艰难莽绝之论,务使学者罔然措其心于言语文字之外,而曰道必如此然后有以得之,则是近世佛学诐淫邪遁之尤者,而欲移之以乱古人明德新民之实学,其亦误矣。“[《大学或问》]
此条言存心、致知相须互发,正所以示入道之要而不陷于异学之失也。
朱子曰:“学者工夫,惟在居敬、穷理,此二事互相发。能穷理,则居敬工夫日益进;能居敬,则穷理工夫日益固。涵养本原,思索义理,须用齐头做,方能互相发。程子下‘须‘字、‘在‘字,便是要齐头着力。“[并《朱子语类》]此卷所载,乃真朱子定论。王阳明乃摘取朱子救偏药病之言为定论,援朱入陆,夫岂其然?
朱子曰:“知行常相须,如目无足不行,足无目不见。论先后,知为先;论轻重,行为重。“[《朱子语类》]此尤万世不易之论。《传习录》乃谓“知行合一“、“行而后知“,其横说竖说,诳吓众生,甚矣!
或问:“有只教人践履者。“朱子曰:“义理不明,如何践履?“曰:“他说行得便见得。“曰:“如人行路,不见便如何行?“[《朱子语类》]陆学一派有此说,朱子辟之明矣。
朱子曰:“《书》曰:‘知之非艰,行之惟艰。‘工夫全在行上。“[《朱子语类》]上论先后,知为先也;此论轻重,行为重也。皆确论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