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“又曰：“今之学者，槩未尝深考其本末，但粗读陆象山遗书数过，辄随声逐响，横加诋訾，徒自见其陋也。于朱子乎何伤？“
阳明讲学，诋朱子解格物为义外、为支离。愚按：《孟子》曰：“舜明于庶物。“《易》曰：“知周乎万物。“《大学》曰：“格物。“三言一意。朱子训格为至，周即至也，明犹至也。朱子之训，深合圣经。若阳明训格物为“正意念之用“，援儒入佛，不通之甚！乃欲以此议彼，可骇可笑！
《草木子》曰：“《论语》‘天下归仁‘，朱子训‘归‘为‘与‘字，或者浅其说。愚谓：苟人能克己，行一事合天理，问之家而准，问之乡而准，问之国而准，问之天下而准，所谓天下莫不与也，放之四海而皆准也。若谓克己，天下皆囿于吾仁之中，如吕与叔《克己铭》云：‘洞然八荒，皆在我闼。‘气象虽豁然可喜，事理则茫然无据。“愚按：近世陆学说，人能克己而存此心，则天下皆归于吾仁之中，与吕与叔说相似。考其说，不独与朱子相抵牾，且与孔子相抵牾。
孔子之意，谓克去己之私欲以复乎礼，方始是仁，故下文说“非礼勿视听言动“。吕与叔言“克己“，是克去人己町畦，无复礼底意思，与“四勿“殊无干涉。若陆学之说，则援儒入佛，尤为不可。朱子之训，不可移易。草木子良有见。
近世陆学一派，不独于程朱之言有疑，虽于孔、曾、思、孟亦不免。象山谓“颜子没，夫子事业自是无传“；杨慈湖谓“子思、孟子言多害道“；王阳明谓“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“，即此也。象山疑《易·系》非夫子作，疑《系辞》首章“近推测之辞“，“惟‘默而成之，不言而信‘两语可信而已“。慈湖《遗书》于《大学》格致诚正，于《中庸》“忠恕违道不远“，于《系辞》“形而上“下等语，皆以为支离害道。王阳明所谓“求心而非，虽其言之出于孔子，不敢以为是“者，即此也。
呜呼，言出于孔子犹不敢以为是，而况于曾、思、孟子？而又何有于程朱？邪说横流，坏人心术，痛哉痛哉！
朱子尝与学者论解经云：“南轩《语》《孟》，某尝说这文字不好看。盖解经不必做文字，止合解释得文义通，则理自明，意自足。今多去上做文字，少间说来说去，只说得他自一片道理，经意却蹉过了。尝见一僧云：‘今人解书，如一盏酒，本自好，被这一人来添些水，那一人又来添些水，次第添来添去，都淡了。‘他禅家尽见得这样，只是他又忒无批注。“愚按：“添水“固失之，“忒无批注“者亦非也。“忒无批注“者，入于禅；“添水“者，流于宋末诸儒笺注破碎烦猥之失。
均之为过不及也。必如朱子《集注》《四书》，而后为得中道，为天下不可少之书。
或曰：“然则朱子平日言语文字，果能一一尽善而无毫发可议耶？“曰：“是难言也。夫人之意见不同，难乎其尽如吾意也。君子论人，惟当观其大端、大本，而不可求瑕责备于一二言语文字之未合也。‘读书未到康成处，安敢高声讥汉儒？‘近世之好议朱子者，其学问之功，何敢望朱子藩篱？而徒逞一隅之意见，拾佛老之绪余，以妄议争胜，矜世盗名，多见其不知量也。“近日罗整庵说得极公。《困知记》曰：“宋诸大儒，言论文字，岂无小小出入处？
只是于大本大原上见得端的，故能有以发明孔孟之微旨，使后学知所用力之方，不为异说之所迷惑。所以不免小有出入者，盖义理真是无穷，其间细微曲折，如何一人便见得尽？后儒果有所见于其小小出入处，不妨为之申明，亦先儒以俟后之君子之本意也。“愚谓此论，使朱子复生，亦当弗咈。
或曰：“佛学之害，经傅太史、韩文公辩之不息，至二程子辩之亦不息。自朱子出，而后佛学衰，何也？“曰：“缘朱子尤深中禅病，始尽禅病也。昔达磨谓某人得吾皮，某人得吾肉，道育得吾骨，慧可得吾髓。愚谓：近世辟佛，如傅太史《武德一疏》，得其皮；韩文公《原道》一篇，得其肉；至二程子，而后得其骨；至朱子，而始得其髓。是故辟佛至朱子而后尽，故佛学至朱子出而始衰，而儒佛异同之辩始息，而后士大夫自此无复参禅问道于释氏之门者矣。
“佛书云：“我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。“愚谓：朱子正是为此一大事出现于世，盖天有意于斯文云。
或曰：“宋世杂学最盛，如横浦、永嘉、永康之学，苏黄门、吕舍人、叶水心之学，纷纷藉藉，皆因朱子辩之而息。惟金溪之学，辩之不息，排之不止，遂起吴草庐、赵东山一派议论，其故何邪？“曰：“缘朱子未尝说破‘养神‘一路也。‘养神‘一路非他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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