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则吾恐未悟之闲，狼狈已甚，又况忽下趋高，未有幸而得之者耶！‘此其晚岁用力之标的、秆度也。“[《朱子文集》]
前书似信，而此表尤疑，疑信相半未定如此。
朱子答诸葛诚之书云：“示喻竞辩之端，三复惘然。愚意比来深欲劝同志者，兼取两家之长，不可轻相诋訾。就有未合，亦且置勿论，而姑勉力于吾之所急。不谓乃以曹表之故，反有所激，如来喻之云也。不敏之故，深以自咎。子静平日所以自任，正欲身率学者一于天理，而不以一毫人欲杂于其间，恐决不至如贤者之所疑也。义理天下之公，而人之所见有未能尽同者，正当虚心平气，相与熟讲而徐究之，以归于是，乃是吾党之责。而向来讲论之际，见诸贤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，厉色忿词，如对仇敌，无复少长之序、礼逊之容，至今怀不满。
“[《朱子文集》]
朱子因门人竞辩之过，故作此书以解之。“平日自任“之云，盖如象山之意而言，犹是中年疑信相半之说也。或乃指此为朱子晚年尊陆之证，误矣。
乙巳，淳熙十二年，朱子五十六岁，陆子四十七岁。朱子贻陆子书云：“奏篇垂寄，得闻至论，慰沃良深。语圆意活，浑浩流转，有以见所养之深，所蓄之厚。但‘向上一路‘，未曾拨转处，未免使人疑着，恐是葱岭带来耳。“[《朱子文集》]按：《象山年谱》去年冬上轮对五剳，因录寄朱子，而朱子答之，亦疑信相半如此。葱岭，在西域。
朱子与刘子证书云：“子静寄得对语来，语意圆转浑浩，无凝滞处，亦是渠所得效验。但不免些禅底意思。昨答书戏之云：‘这些子恐是葱岭带来。‘渠定不伏，然实是如此，讳不得也。近日建昌说得动地，撑眉努眼，百怪俱出，甚可忧惧。渠亦本是好意，但不合只以私意为主，更不讲学涵养，直做得如此狂妄。世俗滔滔，无话可说。有志于学，老又为此说引去，真吾道之不幸也。“[《朱子文集》]
建昌，指象山门人傅子渊。盖子渊，江西建昌人，象山所亟称者，而亦朱子所深辟者。二家冰炭自此始。
丙午，淳熙十三年，朱子五十七岁，陆子四十八岁。五月，朱子答陆子书云：“昨闻尝有丐外之请，而复未遂，今定何如？子渊去冬相见，气质刚毅，极不易得。但其偏处，亦甚害事。虽尝苦口，恐未必以为然。道理虽极精微，然初不在耳目闻见之外。是非黑白，只在面前。此而不察，乃欲别求玄妙于意虑之表，亦已误矣。熹衰病日侵，所幸迩来日用功夫，颇觉有力，无复向来支离之病。甚恨未得从容面论，未知异日相见，复有异同否耳。
“[《朱子文集》《象山年谱》]
按：象山是年冬始奉祠还家，此时犹在朝，而尝有丐外之请也。《象山年谱》载是书于是年，信矣。“子静偏处甚害事“，即前与刘子证书所称是也。按：《道一编》采此书为朱陆晚同，又自注云：“或疑书尾尚持异同之说，然观朱子于此既自以支离为病，而陆子与傅子渊书亦复以过高为忧，则二先生胥会，必无异同可知。惜其未及胥会，而陆已下世矣。“窃按：此书乃朱陆异同之始，后此方冰炭日深。二家谱集，班班可考。篁墩何得为此捕风捉影、空虚亿度、牵合欺人也！
赵东山论朱陆亦云：“使其合并于晚岁，则其微言精义必有契焉，而子静则既往矣。抑朱子后来德盛仁熟，使子静见之，又当以为何如也？“即同此一种见识。盖求朱陆生前无可同之实，而没后乃臆料其后会之必同，本欲安排“早异晚同“，乃至说成“生异死同“，可笑可笑！如此，岂不适所以彰朱陆平生之未尝同，适自彰其牵合欺人之弊！奈何近世咸加据信而莫能察也！惜哉！昔裴延龄掩有为无，指无为有，以欺人主。陆宣公谓其愚弄朝廷，其罪甚于赵高指鹿为马。
今篁墩辈分明掩有为无，指无为有，以欺弄后学，使遇君子，当如何议罪！
朱子答程正思书云：“所论皆正当确实，而卫道之意又甚严，深慰深慰。祝汀州见责之意，敢不敬承？盖缘旧日曾学禅宗，故于彼说虽知其非，而未免有私嗜之意。亦是被渠说得遮前掩后，未尽见其底蕴。譬如杨墨，但能知其为我、兼爱，而不知其至于无父无君；虽知其无父无君，亦不知其便是禽兽也。去冬因其徒来此，狂妄凶很，手足尽露，自此乃始显然鸣鼓攻之，不复为前日之唯阿矣。“
朱子答刘公度书云：“建昌士子过此者多，方究得彼中道理，端的是异端，误人不少。向见贤者亦颇好之，近亦觉其非否？“
朱子答赵几道书云：“所论时学之弊甚善。但所谓‘冷淡生活‘者，亦恐反迟而祸大耳。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杨墨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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