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其后有汉武帝，志高才雄，慨然欲大有为。彼时若董仲舒，本领纯正，庶几王者之佐，然见道亦不甚分明，亦无以使汉武实下手做工夫，以去私欲而复天理。故汉武虽以有为之姿，终为物欲所胜而不克成也。至宋神宗，天资明敏，奋然有为。当时有程子等，真圣贤之佐，惜乎为王安石所间，神宗不能信用。安石亦志高才敏，惜学术不正。若使明道为相，安石为参佐，亦可有为。明道才大德盛，行道济时，复三代之治如反掌。故廷祥以为此天地间大机会，惜哉！
尧夫以皇帝王霸并数，便不相伦。盖帝王无异道，是纯乎天理，无一毫人欲之私；霸者元是私意，纵窥测得天理来用，只是假，岂可与帝王同年而语哉？
永乐间，道义名节之士未见，只有许多才子出来弄诗文。
春秋之时，霸主之有功于中国，莫大于齐桓、晋文、晋悼。然桓公之才大，晋文之才雄，悼公之才高，惜其无学力，故天理不明，急于功利。或曰：使文王为之，何如？曰：使圣人为之，必率诸侯以循轨度，辅屏王室，朝贡以时，必无不庭之诸侯，僭王之吴楚、谭弦江虞，必不见灭。信义既孚，盟歃必不屡用；仁恩既洽，陈郑必不肯叛；德威既立，荆楚必不敢凭陵。礼乐征伐，自天子出。己则奉命而行，所以赞时王以兴复文武成康之业，必不如桓文攘天子之权以济己之私也。
霸者，有一半功，便有一半害。
霸者虽有功于当时，然三纲五常，卒扶不起。故仲尼作《春秋》以明之。
霸者，非有利于己底事皆不做，言与己无干也。不知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，己皆吾事也。
圣人不忍生民涂炭，故取霸者之功；圣门明乎修己治人之道，故羞称五霸。
先儒言：“王道之外无坦途，举皆荆棘；仁义之外无功利，举皆祸殃。”此推其极而言也。
事事存其当然之理而已，无与焉，便是王者事。着些计较，便是私吝心，即流于霸矣。
王道最易行，只要君身修。“皇建其有极”，王道根本。
天下古今，共此个道理。大用之则大治，小用之则小治；小失之则小乱，大失之则大乱。诚者为王，假者为霸，窃者为奸。未有舍此而能济者。
古今败国者，皆自败也。或荒淫，或游畋，或暴虐，或狎小人，或好宫室，或好货聚敛，皆亡国之具也。故为君者，必兢业修身，任贤去奸，爱养斯民，乃保国长久之道。
女色之害甚酷，小则亡身，大则亡国。纣嬖一妲己，而殷之宗庙社稷灭亡；幽王嬖一褒姒，宗周丧灭；文姜淫而杀鲁桓、齐襄二君；宣姜淫而卫为狄灭。女色之害，可胜言哉！
周公诛管叔，是理当诛。周公虽不欲，然天理所在，周公不得违也。周公之诛管叔，汤武之伐桀纣，皆圣人之不幸，非其本心也。或曰：何以见汤武不幸处？曰：使桀纣贤，汤武为诸侯，岂不自在？
王介甫诗言：“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下士时。脱使当年身便死，至今真伪有谁知？”此是据他地头说。岂有心通乎道，而不能知人者哉？当时六军万姓，皆知周公之心。《诗》曰：“既破我斧，又缺我斨。周公东征，四国是皇。哀我人斯，亦孔之将。”又曰：“公孙硕肤，赤舄几几。”非能知周公者乎？王莽之奸，虽当时识之者少，然其过服垢弊，饰为节俭，假为谦恭，无非矫情干誉之事，包藏祸心之谋。其藏于中者如此，其发于外者，必有赧然之色，偏诐文饰之言，亦非难知也。
但不遇有道者照之。
先儒言：“张子房平生事业，皆自《素书》中出。”此诚然也。盖其权谋智术，处身处事，进退行藏，与《素书》无一不合。后世智谋之高妙，无出于此。但其不知天理本然之妙，足乎己而感乎人，有诸中而形诸外，不必全假智谋。明哲保身，亦非全计利害。以此论之，黄、张之道，不出一“私”字；圣贤之道，不出一“公”字。
韩信言汉高帝“善将将”，汉高亦非善将将者。古之善将将者，舜征三苗而用禹，汤伐桀而用伊尹，武王伐纣而用尚父，此乃善将将也。如汉高用计谋以驭韩、彭，又使韩、彭不得其善终，可谓之“善将将”乎？或言光武善将将，许多功臣皆得善终。曰：光武亦非善将将者。古之善用人者，尽其才，进其德，保其身，诚感其心。用尽其才，位称其德，赏当其功。故各止其所，各安其分，何用许多智计以制服之乎？曰：以韩信之智谋才气，其志又在功利，若非高帝有以制驭之，其患有不可胜言者。
曰：高帝本领未正，君德未全，故其所为不过如此。设使本心纯是天理，不以谋天下为心，只以救生民为事，义以举事，诚以感人，四海之内，皆引领向风，感于仁，勇于义，况韩、彭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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