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初汉高本以利天下为心,韩、彭亦以利合。高帝既欲谋天下,韩信岂不欲谋国乎?韩信功利之人,不足道。为汉高惜也。曰:汤武诛桀纣后,遂为天子,何以见其不谋天下?曰:人之所得于天而全具于我者,谓之性。圣人只是尽性,曷尝有一毫利心?舍吾性分之固有,以求富贵,贤者且不为,况圣人乎?圣人体具于中,用之发于外者,自不容己。其仁民爱物,皆自至诚中出。天下之人,仰戴若父母。若婴儿失所,皆涕泣思亲,汤武安得不怜而救之乎?
况桀纣暴恶已极,天命已绝,汤武亦不敢逆天而不伐。曰:何以见桀纣天命绝?曰:天命者,天理也。君者,所以为天下臣民之主,天命之以养斯民者。今乃逆天为暴,则自失君道,自绝其命,不可为君矣。况天命具在人心,人心怨叛如此,则天命之绝可知。曰:周室既衰,孔子作《春秋》以尊周为义,何也?曰:春秋之时,周室既衰,而先王德泽未泯,民皆思周未忘。观《黍离》及《匪风》、《下泉》之诗,则可见。虽以齐桓、晋文之盛,犹曰“咫尺天颜”,“践土犹三觐王”。
或又曰:使孔子居桓、文之位,如何?曰:只是辅周天子,修明文武周公之典,以号令天下,率天下诸侯以奉周法,循侯度,兴礼乐,明教化。若攘外安内之功,乃其余事耳。
将相一体,方能成天下之务。韩信、李愬能成其功,以有萧何、裴度协心于内;宗泽、岳飞不能成功,是为汪、秦沮挠于内也。
诸葛孔明、司马懿智勇相等。只是孔明公平正大之气,非懿所能敌。故懿举中原之兵,不能当偏蜀之师。那时不敢出战,军师已丧气,孔明三年不死,懿成擒矣。
诸葛孔明三年不死,则天下定矣。当时司马懿不敢出与汉兵战,则三军之气自然沮丧。况孔明屯田足食,因其土以为耕,因其民以为众,推恩立信以镇抚之。吾气既壮,则贼气自夺。
荀彧有智谋而从曹操,是不讲学之故。霍光忠智有余,其妻弑许后而不诛,亦是不讲学之故。
刘伯温深护唐太宗,不知“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”。伯温智谋之士,不知王道之大故也。人才难得,当尧之时,人才之盛,生民未有此后。独周为盛,周末孔、颜之生,人才亦可谓盛。此后惟宋也。
人为小小功业动其心,只是不识义理。如邓艾下蜀,有甚功业?助篡逆以灭人之国,罪大矣。
谢安东晋中第一人物,其气英明,惜乎未学。又好尚清雅旷达,无诚心整顿物理,当时有多少当为事都不做。
陆宣公才极精密周遍,三代以下罕及。但唐德宗庸君,不能尽其才。岂公不以格君心为先务乎?
人才气虽大,不可无学力。如寇莱公,后来因天书复相,是相率为伪,更做得甚事?
为宰相不能搜访天下贤才而用之,更使谁去为治?朱子言:“吕夷简为相,有范文正不能用,更有甚相业?”
文天祥当宋末,贾似道当国专权,事已不可为矣。后间率兵勤王,又与陈宜中等掣肘,已不是时候。况天祥之才本疏乎?
功臣多不保其终者,盖其始初君臣只是利心相合,未尝以道合。其所为者,多权谋智计,未尝以道义匡其君。故其君亦以权谋智计待之。或君忌其能,臣挟其功,欲保其终,岂不难哉?儒者只务引其君当道,道既行,则可以保天下之民,岂不能保其身乎?然则扬雄,儒者,不保终,何也?雄非功臣,亦非以道事君者。子路之死,程朱之禁,如何?子路亦非能以道事君;程朱是以道事君而不合者。
君子小人,不可共治。是善恶邪正,必相反也。君子必治,小人必乱者。盖君子之德,足以格君化民。况人以类从,君子用则贤才举,德政修,安有不治?小人用则奸邪进,虐政多,安有不乱?
君子小人,自不相容,其类不同也。君子进则小人退,小人进则君子退。未有君子小人共治者也。然则尧用四凶,岂不是小人?曰:尧,圣人也。圣君德盛势重,方可因其才而用之。孔明用魏延,如何?曰:魏延虽小人,非是大奸恶,故孔明亦因其才而用之。
君子与小人,势不两立,互为消长,此治乱所由分。君人者,所当精察明辨以进退之。出仕者,亦当自守,不可误入小人之党。与小人为党,终必败也。
进君子,退小人,此为政第一义。然须果断以行之。若是好贤而不能进,恶小人而不能退,反自取祸败。
处小人最难。位高势重,可以处置小人;才高德重,可以处小人。
处小人,不可一向疾恶之,须先以善养之。养之不格,然后从而处置之。
小人败天下,吃紧是移惑君心,又引小人来居要位。
君子以有才为幸,小人以无才为幸。
恃才者,最是人之大病。不惟败事,
左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