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必不能保身。舍己从人，方做得天下事。
人肯自修，则喜闻过。喜闻过，则能来忠直之士。忠直之士进，则小人退。君子进，则国家之治本于此。不自修者，则忌闻过。忌闻过，则心好谄谀。好谄谀，则谗谄面谀之人进，君子退矣。国家之乱本于此。
忠邪不两立。卢杞等黜，然后陆宣公之志方可伸其一二，而唐室之复不旋日矣。
忠贤既用，奸邪自息。如春阳既长，阴冻自消。
程子曰：“论治，须要识体。”如修德建极，化导臣民，精择宰相，分建众职者，人君之体也。致君泽民，精选人才，进贤退不肖者，宰相之体也。宣布君上德威，设立政条，分任有司，察民安否利害，以施劝惩黜陟者，上司之体也。爱百姓，施惠泽，明教化，慎政刑，均赋役，理冤狱，此有司之体也。
天生蒸民，立司牧以养之。若纵欲为暴，便失君道。
师保得其人，则君身修；宰相得其人，则百职举。
宰相之职，在于进贤退不肖。进贤退不肖，在于能知人。知人在于修身。修身莫先于穷理。穷理者，在于读书论事，推究到极处。
朱子说：“科举虽做了状元，可惜输了这边工夫。”
西山真氏，先《心经》而后《政经》，则身心乃出治之本也。
为治之道有二：修身明德，以感发作兴其同然之善心，是头一等事；处置得宜，是第二等事。二者不可废一。
朱子曰：“公卿以下士为难，士以不自失为贵。”
世间人才尽有，亦多有肯做功业者，只是理不明，做功业不出。此《大学》以穷理为先也。
先王之世，一道德，同风俗，故人才只是一样。后世，有道学之士，有节义之士，有功名之士，有利禄之士，文人举子，诗人墨客，又有老释异端之徒，倡优技术，杂然混处，所以害道败俗，不可胜言。原其所由，皆因王政不行，《小学》、《大学》之教不立，故人各以己意为学。传习之久，遂有许多等人物。若政教立，则皆在吾化育之中。所谓节义、功名、利禄、文人、诗人，尽归于道德；而学者亦有基本可立，不流于异流；倡优技术，亦皆变于正人矣。
或问：如何得尽知天下之贤？朱子曰：“只消用一个好人作相，自然推排出来。有一好人作台谏，不好人自住不得。”
天下人才，要圣人出来得位收拾，随其所长而用之。苟无圣人在上裁而用之，则清高者多隐逸，才智者多趋功名，旷大者多入异端。
只一个正大道理，圣王在上发出来，鼓舞得天下人起。区区计谋，不足道。
贤才，国之桢干，民社所依以立也。汉以钩党杀许多名士，而国随以亡。宦官亦自剥其庐，其后宦官悉为袁绍所诛，无少长尽被杀，至二千余人，有非宦官因无须而误杀者。
篡弑之君，不能致治者，盖以其悖天理，丧心德，无以教其下，而有道之贤必不肯为之臣。智力胜者，仅能把持得住；丧败者多矣。
天地只是一个生物之心。圣人全天地之心，故仁民爱物，自不能已。
天地之情正大，圣人之情亦正大，故不为煦煦之仁，孑孑之义。
为煦煦之仁，孑孑之义者，一则所见小，二则立心私。
程子曰：“圣人能使天下顺治，非能为物作则也，惟止之各于其所而已。”
圣人作事，动循天理，动中机会。循天理，则人心服而化；中机会，则事当而易治。
圣人有忧世之心，无忿世之心。盖世道既衰，上无明主，圣人在下，只得随时尽心拯救，不可忿世而长往也。
古之圣贤，只要尽此道理事业，则随所遇富贵贫贱，不足道。
圣贤生于治世，有治世事业；生于乱世，有乱世事业。事业虽殊，其道则一。圣贤治世，是从天理上展开去，所以人不可及。后世才智之士，用尽气力，只见功业之卑。
今人为利而仕，便不正当了。纵有小小功业，亦不济事。凡处事，只要循理，不可先计较利。
今人自置身于卑污苟贱之中，却要去外面求贵。
才不胜，不可居其位；职不称，不可食其禄。
“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”，“大行不加，穷居不损”，须要识此。
人要做事业，亦是私意。君子之学，只是明理。应事，事当为处则汲汲为之不倦，不当为处则截然不为。故禹、稷忧而颜子乐也。
士君子只当守道安贫，以待君上之求，不当自求进。求进，则先失其道矣。
在上者，身既修，理既明，则德望素著，不待政教号令之出，而民已归服景仰。况于设施之际，事得其宜，政教号令既出，刑罚既施，如雨露霜雪，又何民之不感悦畏服乎？
君臣不以道合，而以功利相济者，鲜能保其终。
富盛之久者，自然骄奢淫惰。此盛之所以必衰。
居业录卷四
●钦定四库全书
居业录卷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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