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（明）胡居仁撰
○古今第五
“天高地下，万物散殊，而礼制行矣。”盖尊卑上下、贵贱等级，以至仪章度数，皆有一定不易之理。不过假圣人之手而制作之，便成个礼，天下后世遵而行之。其实未制作之时，此礼之体已具也。
“天高地下，万物散殊，而礼制行矣。流而不息，合同而化，而乐兴焉。”此礼乐之本意也。圣人制作，只是因其自然之理，曷尝有一毫私意安排？礼乐既成，则所以节民之欲，感人之心，成人之德，乃自然之功用。故程子曰：“若达，便是尧舜气象。”
圣人无一事不从道理出来，如礼乐刑政，皆道也。后世道不明，礼乐刑政与道判为二物，故礼乐废而刑政倚于一偏也。
凡事有则。循其则，即理也。裁而制之，则为法度。法度立，则弊可革。然行之，则在得人。久或弊生，又可变而通之，以适于宜。
为治之法，当因事势而裁以天理。
近观《三礼》，皆是从天理上裁制出来。盖圣人之心，理一而用殊；天下之事，万殊而一本。故许多制度节文，皆是圣人胸中流出，天下后世取以为法。学者须当由是以穷理。
苟非其人，道不虚行。纵有良法美意，非其人而行之，反成弊政。虽非良法，得贤才行之，亦救得一半。人法皆善，治道成矣。
处天下事，须得其总要。如君择相，相择诸司之长，长择其僚，自然得人。得人，则天下事自理。此实理之自然，非强安排。如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以至生千生万，盖道理是如此。圣人只倚他这道理做，非圣人所造为也。
封建，乃古圣人择贤以分治，公天下之心也。使生民各有主，主各爱其民，上下维持，以图久安，至善之法。天子又有庆让、锡命、征讨之法以统御之。及天子无道，然后乃敢纵恣吞并，然亦不敢不自爱其民也。若不爱其民，则众不为用，故中才之主，亦知爱其民以固邦本。惟昏愚之甚，然后肆其虐。又必有仁贤智勇起而救之，汤武是也。其曰“兼弱攻昧，取乱侮亡”，则虐民者必更之，立贤主以养其民。周衰，圣王不作，无有能伐暴救民者。及吞并已尽，秦以天下为己私，乃立郡县以为治，此亦势使然也。
盖以秦之昏暴，固不能行先王之政，虽行封建，未必得人以主其国，养其民，民必不服，国必生乱。借使能服，亦以土地人民自私，因秦之暴而叛焉。故曰：“苟非其人，道不虚行。”德必如禹、汤、文、武，方能行之。又必得仁厚有德为诸侯，方能君国子民，以承天子休命。论者以为封建不可复，诬矣。但郡县得人，亦可为治，固不必封建也。
今人多言古道不可行于今，此乃见道不明，徇俗苟且之论。古今之道一也，岂有可行于古，不可行于今？但古今风气淳漓不同，人事烦简有异，其制度文为，不无随时斟酌而损益之。若道之极乎天地，具于人心者，岂有异哉？不能因时损益以通其变者，正为道不明也。孔子所谓“百世可知”者，岂欺后世哉？故明道“十事”，皆言“非有古今之异者也”。
明道所论“十事”，条理详备，先王之法尽于此矣。当时若能用之，从容三代之法可复。
有公天下之心，方做得公天下之事。封建诸侯，与之分治，是也。秦始皇以私心得天下，以天下为己之私物，岂做得封建事？又虑封建之后，诸侯各专其土地人民，难以制驭，与李斯寻得一个建郡县底法度来行。如“以身使臂，以臂使指”，无不听顺，免“尾大不掉”之患，以为可以传之无穷，故肆其恶无所忌惮。不二世而亡。殊不知封建之法行，各国诸侯把持得紧，各爱其人民土地，猝难变动，因可夹辅王室。此法不行，故陈涉一起，荡然无制。此固是秦无德，不行封建；
使行，他亦不能得好人去做诸侯，诸侯背叛，他亦做不得天下主。故封建之坏，亦是世变至此，不得不坏；郡县之设，亦是事势至此，不得不设。但建国则根本固难变动，然统治之法，又不如郡县易行。苟得其人，二法皆可也。
封建诸侯，先儒以为当复者，又有以为不可复者。以为可复者，使民各有主，以赖其爱养，区域周密，无天下土崩之患。以为不可复者，恐世袭封爵，或多骄淫害民；或据有土地人民，天子难制，易为乱叛。故无一定之论。愚尝思之，惟孟子有言：“徒善不足以为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。”程子曰：“必有《关雎》、《麟趾》之意，然后可以行《周官》之法度。”则此法非圣王不能行之，审矣。然井田之法，所制民产以养民，虽中才之主，皆当勉力行之。
故孟、程、张、朱皆急于井田，缓于封建。或曰：设行封建，当依孟子言百里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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