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依《周礼》言五百、三百?曰:但当百里。曰:郡县可行井田乎?曰:可。曰:王莽何以不能行?曰:王莽以小人窃君子之器,覆亡不暇,能行王政乎?
后世以智力取天下,其治天下,乃把持制驭之术,未尝有爱养斯民之诚心,如何行得封建?其所封子弟功臣,皆是个享富贵之人,其害民叛上必矣。故后世封建,非理不可行,乃势不可行。秦始皇、李斯言“立诸侯,是更树兵”;张子房说汉高德业事功,俱不及周武王,如何封得六国后?是李斯、子房见得事势透。
凡正官,须要才德兼全,方可为。佐贰官,可截长补短用。
凡佐贰官,必须命于朝;僚属,则令长官自择。六部,则一正三副,命于朝;监司,则一正二副;郡,则一正一副,命于朝;邑,则惟正官命于朝,其余僚属,大者荐闻,小者自辟。如此,则君相事亦简,亦不患不得人。盖君子小人各从其类,长贰君子,必不肯用小人为僚属。
官不得人,虽多何益?非但虚费禄食,必生事扰民。
朱子曰:“上之人曾不思量,时文一件,举子自是着急,何用更要教?设学校,却好教他理会本分事业。”
朱子曰:“今教官,只教人做科举时文。若科举时文,他心心念念要争功名,若不教他,你道他自做不做?何待设官置吏,费廪禄教他做也?须是当职底人怕人不识义理,须是要教人识些。如今全无此意。”
天下古今,只着一个“利”字害了天理。秀才读着书,便要求中科;释子诵着经,便要求一个福;禅子坐着禅,便要求自己一个快乐。那里尚有天理?
或问:天下之事,大正则难,如学校间可小正?朱子曰:“大处不正,小处越难正。”
明道教养选举法,简易明白,复古得贤如反掌。伊川学制,则因时制而裁酌之,未免于课卷文字。朱子贡举议,则欲救一时之弊,然终是费力。盖半夹界事,最难做。须得君相有力量,一依先王之法斟酌而行之,自然不费力。
明道先生曰:“古者政教,始于乡里。”故欲复族党比闾之法。朱子曰:“古人比闾之法,真个能行礼以帅之,民都是教了底。如一大川水,分数小川去,无不流通。后世有圣贤作,必须法古,从底做起始得。”
古者乡举里选法,非但可以为朝廷得人,又可尽教养、激励、渐磨之道。闾族乡党,既励于德行、道艺,则风俗安有不厚?教化安有不兴?人才何患无成?朝廷必得人为治也。
得贤之道,须如《周礼》宾兴、明道选举,方无所遗。其次,莫如搜访荐举。如舜举于历山,伊尹举于莘野,傅说举于岩下,太公举于渭滨,孔明举于南阳,皆因求访荐举而得。盖不世出之才,道高名重,苟访求之,无不可得。但恐才德未著者,须用宾兴选举法,方可无遗。非但无遗,又有作兴奖励之实,使贤才日盛。今之科举,非徒不能得贤,反废人进修之实。或谓程明道、朱文公皆出于科第,岂可不为得人?曰:使科举果可得贤,则程、朱为状元矣。
苟不能行成周乡举里选法,只行荐举法,亦可得人。今之科举,全无用处。荐举虽不及乡举里选,犹可激励人自去进善。但不如《周官》教养振作之详备。若只以文词取士,使人日趋于纤巧薄劣,是蔽绝其为善之心,使之流于不善也。
古人以德行、道艺教人,即以此取士。又从乡里教起,故取士用乡举里选之法。汉犹近古,用孝廉科、贤良方正科举士,是尚德行;用茂才科、经义科举士,是兼才学。此尽好,但不若《周礼》宾兴之尽善。后世纯用文词取士,空言无实。进士,是隋炀帝做起;殿试,是则天武后做起。
朱子言宋之铨法为“挨排法”,科举为“信采法”,言非推用贤才之道。
朝廷不以德行取士,天下学校根本先坏了。非惟不能成人才,又坏人才。吾在绍兴与朱綖说:“今之秀才,有六七分天资,及入学校年久,又坏了一半,只有二三分天资。”綖以为然。
朝廷以文章取士,故士子亦心心念念,日夜去拟题目,作文章,故学官皆闲了。设若朝廷以德行才能取士,则人必皆奋励以进其才,修其德,又何患人才不兴,风俗不美?故“干纲一振,万类皆从”,“人存政举”,又何难哉?
以文词取士,不过空言无实,岂能得人?不若推访论荐,乃能尽众人公道,其得人必胜如词科。必欲教养推选人才,使无遗逸,须如《周礼》司徒、明道《学校札子》。
今学校之政,全无可观。教养之法已废,间有些好人出来,皆是天资自美。若不入德行一科,学校全整理不得。
五伦,万古不易之道;经界,万古不易之利;人才,万古为治之本。法度,则可因时损益。
昔见策问,
左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