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然后储积可广，虽遇凶年，民无饥困矣。
凡饥荒之时，在上者便当恻怛忧闵，以救民为急，发仓廪以济之，方可固结民心，不怨上思乱。
历观为盗者，多是游民懒惰者为之。强者为强盗，弱者为窃盗。故先王必禁游民，使之有业、效勤为先也。
天下只有公私义利两端。《周官》泉府，买货之滞于民者，及民之急于用，则出而卖之，皆所以便民，其心公，其事义。后世有市易、和买，皆私利于己。古有平籴，谷贱则籴之以厚农，谷贵则以原价粜之以救民，皆公而义。后世则至于和籴、强配，皆私而利。
君道在养民，井田不可不复古；教民之道在学，故学校当复古；兵民既分，食者众，生者寡，故寓兵之法必复古。三者复古，其余则随时斟酌以适宜可也。
古者民即军，无事则耕，有事则战。后世既无寓兵于农之法，遂有长征兵。今又有世袭军，故有民户、军户。
古者三时务农，一时讲武，此圣王寓兵于农，万世之良法。今既不行此法，亦当行屯田法，以免坐食之费。今百官禄薄，百姓穷困，皆因养待食之兵。屯田宜在近便处立屯：如戍兵，就在近边之地耕屯；郡兵，就在近郡之地耕屯。每一兵拨田一区，其入可食六七口，免其粮税，使自食其谷，又可以养父母妻子。春夏秋则就在屯所，少暇小习战法；冬则入边城大讲武备。其田皆官府措置。如此，则非惟可以免坐食之患，又免漕运，则国自富，民自足矣。
王介甫保甲法非不善，但小人为官，虐害百姓，训练频数，有违农时，骚然成扰，民不堪苦。若得人行之，因农隙田狩以讲武事，有何不可？
兵不可妄动，必诛暴伐罪，乃可出。故三代以前出师皆有誓，所以声明所讨之罪，以一我三军之心，晓我三军之意，齐其号令，严其纪律。彼之君民，既知己罪，则气自丧，心自离。故仁义之兵，理不可敌。后世多忿欲之兵，无词可执。或有词可执者，亦因天理不明，不能剖破奸雄乱贼之心事罪恶，以昭告军民远近，以壮我师之气，以服敌人之心。是以苦于战斗，而不足以正天下。
圣王之兵，有征无战，又无许多诡计者，非是迂阔。是他师出以正，仁义素孚于人心，行阵整肃，号令严明，兵士奋勇效死，敌人望而畏服。又吾之所以征之者，非欲杀彼之民，乃诛其害民者，彼民岂肯愿与我战？此一个天地生物之心，无物我彼此之间，远近华夷，莫不感戴。岂真若宋襄于泓之战，迂愚无道，反辱身败师乎？孙子曰：“兵，诡道也。”谓“诡”则不可，用“奇”则有之。或仓卒用师，或敌人强盛，有不得不用奇者。终是用奇，必有杀伤之患，非圣人心也。
但恩信不及，所以制服其势者，不得不如此。所以杀其人不若制其势，制其势不若服其心。
古之圣王，心同天地，其生物之心，敌国皆知之。虽或诛暴救乱，不得已而兴师，彼之人民皆心服，谁肯与我为敌？此是个大兵法，人不识，只有孟子识得透。
黄石公《素书》，始终只是一个私。或曰：《素书》先说“道德仁义礼”，如何谓之私？曰：道德仁义礼，非私。石公以私见窥之，私意用之，故私。然所窥所用，非真道德仁义礼也。
兵者，圣人不得已而用之，为诛暴禁乱、吊民伐罪而设。主之须是仁义之人，智勇可用于暂时，亦利害相半。
兵以仁义为本，当先严纪律，设谋制胜在后。
兵虽主之以仁义，亦须法律谋议具全，方可用。
兵虽曰“威克厥爱”，然爱行乎其中。不知此，则必有败亡之祸，无以全其生。故仁义之兵愈严。
兵法言“须使兵士畏将，过于畏敌”。此言虽是，亦偏。须更使“爱将如爱父兄”也。然此是说家计事，须使敌人亦知畏爱方好。问：羊、陆何如？曰：羊祜是私意，故程子以为敌国相倾之谋。问：圣贤如何？曰：圣贤兵以义动，自不用许多机阱。所谋者，欲其归于义也，非私也。
若朝廷君相不得其人，虽有善战之才，不可为之战也。虽使战胜，终必败亡。
以寡击众者，只是这边谋议定，那边谋议不定；这边人心奋勇，那边人心懈惰；这边队伍整，那边队伍乱。再无别法。
天下事，不善处置，则小变成大。邓茂七、叶宗留、黄萧养，若当初处置得宜，一县尉足以制之。及发也，苟得其人，郡兵足以制之。及其猖獗，费伤许多兵力。若王道既行，仁义既兴，则民安物阜，贤能在位，百邪俱息，自无此等事。以此思之，王道不行，太平难致。汉、唐、宋仅得小康，下此皆危亡之国也。故非陈胜能起兵，秦自起也；非黄巾能为乱，汉自乱也；非黄巢能为乱，唐自乱也；非红巾能为乱，元自乱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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