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无不是道，常不能离，故猖狂妄行。
视鼻端白，以之调息去疾则可以，以之存心则全不是，久必入异教。盖取在身至近一物，以系其心。如反观内视，亦是此法；佛家用数珠，亦是此法，羁制其心，不使妄动。呜呼！心之神灵，足以具众理，应万事，不能敬以存之，乃羁于一物之小，置之无用之所，哀哉！
圣贤一循乎天理，故无系累。今山林隐士，欲脱去尘俗世利，以求无累；异端，欲屏去人事思虑，以求无累。山林隐士，虽自遂一偏之高，不足以尽天下之理，然未至甚害理，其清高之风，犹足以激污俗。异端，则天理灭绝，颠倒尤甚。高士一变，则为异端矣。
聪明人，多为禅学所动。设使韩退之不聪明，大颠也动他不得。
人皆辟异端而恐其害道，然不知其陷溺之由。盖其初只是清高隐僻之士，好清闲，厌世俗之烦杂。及其久也，清静寂灭，其心无所用，故悬空见出许多物事，以为道德，以为心性，以为太极。学者须随时收敛，随事省察，方不陷溺。若聪明人，不去事理上体究，只凭自己意见，必喜高妙，必至陷溺。
末世道丧，百病俱生，邪异蜂起。或专于记诵，或溺于词章，或汩于功利，皆非善学者也，此“不及”者也。若好清高闲散者，多流于黄、老；好高大寂静者，多入于禅宗，此“过中”者也，又岂善学乎？
禅学人易陷溺者，是他做主敬涵养之功不至，无以存其心，不如索性寻个闲静，庶不为物诱。见圣贤有个存心工夫，遂捉住此心，安放在腔子里。及久也，常若见此心光烁烁在内，自以为真能存心。及其遇事，所存之心已靠不得，应得事来，心又失了；存得心来，事又背了。故其颠倒错乱，猖狂自恣。岂缘心与事两不相照？是其所存之心，不足具众理，又灭众理；不足以应万事，又害万事。故禅学之陋如此。殊不知心本在内之物，其体足以具众理，其用足以应万事。
或为旧习所绕，物欲所诱而放也。惟戒慎恐惧，斋庄恭敬，若履渊冰，若接宾祭，则固已湛然在内，天下之理已涵具于其中，岂假拘缚捕捉，然后入照看、系制而后存哉？事物之来，此湛然在内之心，随而酬酢之，必能精察详尽，各得其理，又岂有纷扰错乱之患哉？《易》所谓“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”，《中庸》所谓“大本”、“达道”，此之谓也。然则彼所存之心，非心欤？抑是心欤？谓之不是心，亦不可。但被他做差了工夫，将这心来作弄照看，如玩好之物相似，所以如此。
佛学快捷方式，儒学周遍。所谓快捷方式者，只专守此心，便会悟道。若悟得，万事皆了，不用下学，自能上达。以为道无不在，凡所动作，无不是道。所以身不用检，心不用察，任其自恣。儒者则存心以敬，又事事精察无遗，所以穷理力行之功尽，人伦周事物，其效则三纲正，万事治。
今之朋友，多入禅学，亦势之必然。盖因《小学》、《大学》之教不行，自幼无根本工夫，长又无穷理工夫，心要收又难收，故厌纷扰，喜虚静。又恶思虑之多而遏绝之，久则必空，所以多流于禅也。
学老、释者多诈，是他在实理上划断了，不得不诈。向日李鉴深不认他是谲，吾曰：“君非要谲，是不奈谲何。”
陈公甫云：“静中养出端倪。”又云：“藏而后发。”是将此道理来安排作弄，都不是顺其自然。
娄克贞说他非陆子之比，陆子不穷理，他却肯穷理；公甫不读书，他勤读书。以愚观之，他亦不是穷理。他读书，只是将圣贤言语来护己见，未尝虚心求圣贤指意，舍己以从之也。
见得此心光明，亦是佛学之低者。若高底，连心都无了。今陈公甫已到高处，克贞未到。
自家大本不立，见得道理不分明，未有不入异教者。如陈公甫、娄克贞，皆是儒者陷入去。故程子曰：“只因无处捞摸，智穷力屈，见他有个宽闲意思，遂归之。”朱子曰：“只为这里工夫欠缺，奈心不下，故如此。”
程子说“冲漠无朕，万象森然已具”，是说未发之时，只是冲漠无朕而已，而天下万物之理已默具于其中。公甫说“一片虚灵万象存”，是要把他底精神来包涵万象。与程子实不同也。以程子之说，只去庄敬涵养上做工夫，而心之本体已立，不用察觉安排，而道之全体已浑然在中，故圣贤气象深沉笃实，光辉自在。如公甫之说是常把这天地万象积放胸中，只弄得这些精神，岂暇再去思量事物之理？故张皇烜赫，自己不胜其大，故下视圣贤，小视天地。其曰“生不知好，死不知恶”，是他本来面目。
非心实不然，故作此大话头来吓人也。
朱子言：“能求放心，即是仁。”此言最亲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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