盖生理浑然具于心,谓之仁,而心实主统之。或心为物欲所诱而逐物于外,谓之放,则此理无所主统,不能具此生理而失之。若能存此心,不至放逸,则身有所主,生理自具。或曰:禅学亦能收放心,乃背理如此,何也?曰:圣贤是随事敬谨以存其心,心有主也。禅学绝灭物理,屏除思虑,以谓心存,是空其心,绝其理,内未尝有主,何以具天下之理哉?其学亦有数样:有面壁静坐,绝去人事,使心不与物交,以谓能存其心者;有常常照看一个心在内里,以为不放者;
有只守一个念头,羁制其心,使心不能出入,以谓存其心者。皆非圣贤存心之法。或曰:思虑者,感于事而心出乎外,岂非放乎?曰:思其所当思,正所以检点省察,其心惕然而在。若不思,则物交物,心为所引,其放必矣。或曰:静时有思虑乎?曰:无。曰:有心乎?曰:有而未动也。曰:何谓之有?曰:操也。曰:操则动矣,可谓之静乎?曰:操只是把紧不放纵之谓。事物未交,思虑未萌,不可谓之动。曰:人操其心乎?心自操乎?曰:心,身之主,非身外有心,人与心不可分为二。
人操,即心操。我整齐严肃,即心整齐严肃;我主一无适,即心主一无适。且主一无适即是操,非主一无适之外别有所谓操也。或曰:主一无适,用意否?曰:既曰主一,即用意也。曰:圣人用意否?曰:圣人自然用意,非勉也。或曰:何以谓之有主?曰:在内不放,即有主也。有主则惺惺。或曰:释氏何以无主?曰:释氏空静,是灭其主矣。羁制其心,则做主不得;照看其心,亦扰乱不能为主。此儒者之学所以内外一致,体用全备;释氏则用绝于外,体空于内,内外离隔,颠乱。
韩子辟异端,手段低,是从末上辟;孟子、程子、朱子是从本上说,所以非韩子所及。
今日异端,经程、朱辟后,本不能害人。是学者不会做工夫,自流入去,病在不于《小学》、四书、《近思录》上用功。
居业录卷七
●钦定四库全书
居业录卷八
(明)胡居仁撰
○经传第八
《大学》言“明德”、“新民”。明德,自明其德也;新民,推以及民,使之自新也。故曰:“先知觉后知。”自老子有“愚民”之说,秦“愚黔首”,后世一向只是欲愚其民,无有能新其民者。
圣人新民,是欲使民明其德;至老氏“愚其民”,欲昏其德也,盖恐其智巧奸伪而难治。至秦“愚黔首”,是欲其蠢然无知,以听从于己,可以肆其暴。今之暴虐不仁者,皆欲愚其民。
义理贯通后,此心便有定主,不可惑乱,故曰“知止而后有定”。
理在物上,故须格物,方穷得理。释氏遗物,是悬空求理,故只见差去。
致知在格物。从事物上穷究其理,便实。若只管思索想象,便是“思而不学则殆”。
人多因不知而败事,故《大学》先致知。知至而不能处事者,鲜矣。
或问:存养在致知之先?在致知之后?曰:未知之前,非存养则心昏乱,义理之本源已丧,何以能致知?既知之后,非存养则亦放逸偷惰,天理随失,何以保其知?先儒言:未知之前,非敬无以知;既知之后,非敬无以守。又曰:敬者,圣学之所以成始成终者也。又问:存养属知?属行?曰:存养乃知之本,行之事,此未行之行也。
心本有知,因气禀物欲昏蔽其良知,故须致知。
“顾諟天之明命”,是事事不违天理。颜子“非礼勿视、听、言、动”,孟子“必有事焉”,是此等工夫。
“顾諟天之明命”,是操存省察,要事事尽理,使天赋之理不至昏失。岂目常看见光光明明乎?然则“参前倚衡”是何物?曰:此指“忠信笃敬”而言。是人做工夫处,常不离乎“忠信笃敬”,则此心常存,天之明命无不在矣。
自新,为新民之本。未有自新而不能新民者,亦未有不自新而能新民者。
半上落下人难做,半夹界事难做。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。
为治,须要有本末。德具于己,人自感化,此本也;修政立事,处置得宜,末也。本正则末易施,末修则本益厚。然末出于本,非两事也。
晓得道理,怕人不实去做,故《大学》致知后便要诚意。要做不做,此是意不诚,是自欺处。
意者,心有专主之谓。《大学》解以为“心之所发”,恐未然。盖心之发,情也。惟朱子《训蒙诗》言“意乃情专所主时”,为近。
穷理后,便有才;诚意后,便有德。
心广体胖,诚意之效,是天理实有诸中也。
宰相以不蔽贤、不忌功为贤,故曰“其心休休焉”。
在心无一毫不尽,是忠;发出在事上,无不实,便是信。利极害亦至,故石崇灭身亡家。
私于己者,必害于己;
左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