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与众同利者，利莫大焉。
古者义利只是一体。事义，所以为利，利即义之所为也。故曰“以义为利”，又曰“利者，义之和也”，又曰“利物足以和义”。盖以义制事，自然顺利。修于己也，心广体胖；推于人也，民安物阜。利孰大焉？如公刘迁豳，文王治岐，上下莫不殷富。曾子曰“生财有大道”，孟子亦曰“善政得民财”。盖分田制井，恭俭节用，自然上下丰足，皆“以义为利”，亦非将义去求利，只是义则无不利也。以家言之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夫义妇顺，利孰大焉？
自《小学》、《大学》之教不行，高者入空虚，卑者入功利。
自《大学》“格物致知”之教不行，学者所见浅陋。
《小学》是做“敬”的事，“敬”是《大学》骨子。若无敬，一部《大学》做不成。
在天曰命，在人曰性，在物曰理，在五常为道。其实非有二也。然道又通乎天地人而言，故曰天地道，人道。
只是这个道理，更有甚事？圣贤随其所指，分别出来。贯通后，万物只一理。以其流行不息，赋予万物者，谓之命；万物各有禀受，而此理无不全具，谓之性；性中生意粹然，为众善之长，谓之仁；裁度断制，处得其宜，乃性之义；仪章品节，天秩灿然不乱，乃性中之礼；分别是非，条理分明，乃性中之智；实有此理，元无虚假，谓之信；见于日用，各有所当行者，谓之道；通天地人物，莫不各有当然之理，总谓之道；其所以阖辟天地，终始万物，无穷无尽，谓之太极。
无非是这道理。
道一也，所指不同。孔子曰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，邵子以道为天地之本，又以道为太极，朱子曰“元亨利贞，天道之常”，子思曰“率性之谓道”。然道即理也。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，“形而上者谓之道”，是指此理行于形气之中也；“道为太极”，“为天地之本”，是指此理为造化之主也；“率性之谓道”，是指此理见于人身日用也；“元亨利贞”，是指天理之流行而言也。
工夫本原，只在“主敬存心”上。致知力行，皆靠住这里做去。道理本原，只在“天命之谓性”上。万事万物之理，皆在此处流出。
《语类》云：“忠，是就臣所不足处言之。”此记者之误。盖忠是臣职当为，性分固有。若因其不足而圣人设此以救之，则是圣人作意安排，非“率性”之谓矣。
战战兢兢，是不敢有些子放肆；戒谨恐惧，是不敢有些子惰慢。
人常戒谨恐惧，则物欲自来不得，所以存得天理之本然在。
古人无时无处不用力。无事之时，必戒谨恐惧；有事之时，必精察其是非。
未发之时，事物之理已具，但未发耳。此时不容求索，只敬以自持。事物既接，思虑一动，则便是已发，便当省察。然其已发之理，便是未发时的理。体用本末，实一贯。
涵养得这道理熟，发便中节。
人之学易差。罗仲素、李延平教学者“静坐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以前气象”，此便差却。既是未发，如何看得？只存养便是。昔吕与叔、苏季明求“中”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，程子非之。朱子以为“即已发之际而识其未发之前者，则可”。愚谓：若求未发之中，看未发气象，则动静乖反，违理致势危急，无从容涵养意味。故古人于静时，只下个“操存涵养”字，便是静中工夫；思索省察，是动上工夫。然动静二端，时节界限甚明，工夫所施，各有所当，不可乖乱混杂。
所谓“动静不失其时，其道光明”。今世又有一等学问，言静中不可着个“操”字，若操时又不是静，以“何思何虑”为主，悉屏思虑以为静中工夫，只是如此，所以流于老、佛。不知“操”字是持守之意，即静时敬也。若无个“操”字，是中无主，悠悠茫茫，无所归着，若不外驰，定入空无。此学所以易差也。
道理本全具。未发时，敬以养之，莫令有偏也；已发时，敬以察之，莫令有差也。内外动静，交致其功。
黄勉斋言：“性虽为气质所杂，然其未发也，此心湛然，物欲不生气，虽偏而理自正。”以释子思“未发之中”。又引朱子“未发之前，气不用事”为证。窃恐误也。夫偏浊之人，未发之前已失其中，故已发不能和。故子思教人“致中和”，先儒以存养为“致中”，省察为“致和”。不善之人，亦有静时，然那时物欲固未动，然气已昏，心已偏倚，理已塞，本体已亏。故做未发以前工夫，须是主敬。子思言“戒谨恐惧”，程子言“庄整齐肃”，朱子言“端庄静一”。
天人各尽其分，而理则自相贯通。至“天地位，万物育”，人又做着天，三才备而交相为功也。
今人学不曾到贯通处，却言“天地万物本吾一体”，略窥见本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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