心之声;事者,心之迹。心正时,言必不差,事亦顺理。
人心公,便与天地同体;才私,便与天地万物暌隔。释氏以自私之心,强包括天地万物,故背逆天地,绝灭人物。
吾儒是随事尽理,以存其心。所谓敬者,只是专一谨慎。无事时,心专一在此,不敢怠惰;有事时,心亦专一在此事上,不敢怠惰。所以无事时,心湛然在内;有事时,即是这个心去应察处置。所以动静表里本末,共此心,只是个专一畏敬。佛氏只是硬把捉系缚这个心。方其无事时,把捉系缚得住;有事时,便乱了。
观鼻端,是取至近一物,以羁系其心,使动不得。呜呼!心至灵至贵,为万事主宰,而受制系于一物,可哀也。
朱子曰:“孟子说‘存其心’,虽是紧切,却添事。不如孔子只说‘居处恭,执事敬,与人忠’,立定规矩与学者守,使之心自存。”
今之学道者,多入异教,是他做存心工夫上差了。程朱辟异端甚详,今被他反引其言入异教去。因此风已盛,鼓惑后学,陷溺人心,世道必愈衰。奈何!奈何!
释氏要无心,终无不得,故在空中见出一个假物事,以为识心见性,以为不生不灭。其实未尝识心,未尝见性也。
天理有善而无恶,恶是过与不及上生出来。人性有善而无恶,恶是气禀物欲上生出来。
五性感动而善恶分,万事出矣。性,如水之源;感动,是水之流也。如源本清,流出来便有清浊。清者,是不为沙尘所溷;浊者,为所溷也。用力之道,当浚其源,澄其流。
理无不善。所以发而为阴阳五行,以生人物者,气也。其交感错综,益参差不齐,而清浊偏正于是焉分,而贤愚善恶出矣。虽有贤愚善恶之分,然本然之善,未尝不存乎其中。但贤者因其气之清而能明其理,有其善;愚者因其气之浊以蔽其理而失其善,流于恶矣。故孟子言性善,是就所生所禀之理而言;孔子言性相近,指气禀而言;韩退之言性有三品,是专就气禀而言;程子言“善固性也,恶亦不可不谓之性”,是兼理与气禀而言。如清者为水,而浊者亦为水。
盖水之源本清,流出去便有清有浊。理之源本善,禀于人便有善有恶。故论性,至周程张朱始备。若荀子言性恶,扬子性善恶混,失之远矣。
荀子只“性恶”一句,诸事坏了。是源头已错,末流无一是处。故其以礼义教化为圣人所造作伪为,以矫人之性而化人之恶。殊不知天高地下,万物散殊,而礼制行矣。此皆吾性中所具之礼,圣人因而品节制作之。礼义教化既成,又足以正其情,养其性,节其欲,成其德。此足见礼乐教化,自吾性中出,圣人因而成之。则性善无疑矣。孟子言性善,在本源上见得是,故百事皆是;荀子在本源上见错,故百事皆错。
荀子不知性之为理,只在情欲上看,故曰性恶。遂以礼义教化刑政,皆圣人伪为,其罪大矣。盖礼义教化政刑,皆天理之当然,人性之固有,圣人因而裁制之。惟伊川程子言“性即理也”,真实精切,发明孟子性善最尽。朱子又曰:“性者,人心所禀之天理”,则又曲而详矣。
朱子曰:“未感物时,若无主宰,则亦不能安其静,只此便自昏了天性,不待外物之引,然后差也。”李延平曰:“人固有无所喜怒哀乐之时,然谓之未发,则不可言无主也。”
定性无内外,无将迎。明道不惟所见端的,又工夫完纯,非去圣不远,不能如此。尝验之,无内外工夫犹可能,无将迎非心性已定,无一毫牵引之私,不能也。
虽昏乱之世,公论犹存,此见人性之善处,此见秉彝之不可泯处。
善乃人性之固有,人之所当为。故张南轩曰:“为己者,无所为而然者也。”董子曰:“正其谊,不谋其利;明其道,不计其功。”此南轩、董子心术之正也。不然,是以私意为学,固已与道离矣。
韩子以博爱为仁,虽不是,犹胜以觉言仁者。故朱子训“心之德,爱之理”,又曰:“仁者,本心之全德。”《中庸》曰:“仁者,人也。”朱子曰:“人,指人身而言。具此生理,自然便有恻隐慈爱之意。”孟子曰:“仁,人心也。”程子曰:“心如谷种,仁则其生之性。”孟子曰:“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”朱子曰:“天地以生物为心,而所生之物,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,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”合此数说而体验之,仁可得矣。
仁则天理浑然,万物皆有生意。
人心若仁,则万物皆在吾生育之中。
本心之生理便是仁,不仁戕其心之生理也。
涵养得本心熟,到清明和畅处,仁可得矣。
心如谷种,仁则其生之性。古今说仁字,惟此最亲切。
医书以手足风顽为不仁,程子善之。
左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