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曰：圣人固不待操而存、省而知，然亦无不操、无不省。但圣人心无放逸，人不见其操；诚明彻照，人不见其省。所以神妙不测也。曰：异端亦曰“不操而存”，又曰“无适而非道”，何也？曰：异端不事其操，只要心空无物。既空而无，则不用操矣。异端未尝见道，只想象个道无不在，以为无适而非道，故猖狂妄行，常与道离也。
天地发育万物，是此理之流行；圣人应万事，是此理之发用。学者当随事省察，处之以理，可渐到圣人地位，只要熟也。
人之才气大者多疏，微者又琐细。致广大，又尽精微，方是圣贤之学。
儒者存此心以应物。心存，则处事当理；事得其理，则心益存。所谓内外一致，心迹不分。佛氏只去把持一个心，不去应事，是绝了心之理。当事物之来，不得已而应之，又要把持照看此心在腔子里，是一边外面应事，一边内里持心。应得外面事，不曾存得内里心；存得内里心，又不曾应得外面事。此其所以内外判隔，颠倒猖狂。戒谨恐惧，小心翼翼工夫，无所用，一任狂妄高大，凌空驾虚，而得罪于圣人也。昔王介甫言：“以高明处己，以中庸待人。
”便是内外心迹判为二事，处己待人分为二理。殊不知所谓高明者，是不为物欲所累，不沦没其本心；中庸，是事得其理，无过不及也。高明所以为中庸，中庸即高明之所为。岂中庸之外别有一个高明，将来处己；高明之外别有一个中庸，将去待人？
《诗》言“明哲保身”，不是趋利避害以保其身。若趋利避害以保身，非老、佛、庄、列，则是奸计小人。圣贤道理极明，许多事业都在圣贤身上，其出来必与天下俱安。道不可行，事亦先见。若不识事几，走出犯难，身亡，俱无所益。
智计之人，多不能保其身者，其智易穷也。何以易穷？以非天地间正理也。“明哲保身”，是正理，非智计也。
不愧屋漏，虽无一事，然万理森然已具于其中，此是体也，但未发耳。老、佛以为空无，则本体已绝矣。今人只言老、佛有体无用，吾谓正是其体先绝于内，故无用于外也。
不愧屋漏，便能到得“不赏而民劝，不怒而民威于鈇钺”，“笃恭而天下平”。
敬只是一个敬，又曰“笃敬”；恭只是一个恭，又曰“笃恭”。是笃实做得有力，不走作也。
君子笃恭而天下平。君子修其身而天下治，省多少心机，省多少计较。霸者费多少智计，只补得些罅漏。
“奏格无言，时靡有争”，“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，不怒而民威于鈇钺”。“不显惟德，百辟其刑之”，“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”。《易》曰：“盥而不荐，有孚颙若，下观而化。”知此，则知无为而天下治。霸者之功诚小，区区才智不足道。
感应者，为治之本。所以能感应者，理也。无声无臭也，即所谓“一本”也。故曰：“声色之于以化民，末也。”善为治者，修身以化之，明善以教之，立政以正之，制刑以一之。
感化之机，虽在无声无臭处，然政刑礼乐既具，教化愈行。
“学而时习之”，先要学得真，方可时习。时习则无间断，而所学熟矣。
程子以“尽性至命”，必本于孝弟。盖孝弟是性命中事，至亲至切而要者。此处能精察而力行之，则性命不外是矣。“穷神知化”，由通于礼乐。礼乐神化，只一理。礼乐乃人事显著者，然其中精微曲折，察而知之，神化可契而知之。
敬，只是常常不敢放肆，事事不敢轻为。忠信，则不杂人伪。所以为学之本，须要理会“忠信”是何事。
忠信与诚，一也。但忠信指人而言，诚则合人与理言之。
主忠信，便是实行。知识有余而实行不足，无以有诸己。
天理至实，故忠信便存天理。
人有过，贵于能悔。悔而不改，徒悔而已，于己何益？改过最难，须着实做得操存省察工夫，使吾身心谨密，放僻之心不生，则大本坚固，过失随觉而不行也。若欲防患于预，须以敬为主，不使须臾慢忽。又常观书求义，浸灌此心悦怿，使过失不萌，更妙。
人作差了事，须省察悔悟以速改之，不可因循含糊。若能省察悔悟以改之，则后事尚可少过；若不悔改，则终身学不长，而过失愈多矣。
先王因天理人情而制礼，而礼之行，又足以正人情，善风俗，兴教化。盖礼乐之体用，即圣人之体用；圣人之体用，即天理之体用。
朱子曰：“无思时，要不如死灰；有思时，不要邪。”
吴草庐言“三十年前好用功”，阻学者进路。居仁三十后，工夫方亲切。张横渠三十后才遇二程。孔子言“三十而立”，则后面工夫更多。
人有才气者，老而不见用，皆汩没萎弱，不及少年。此无学问充养之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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