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圣贤则老而经历事多，阅理益精，操养益熟。故孔子示人以“四十不惑，五十知天命，六十耳顺”。非若后人聪明才气之士，老不及少也。吴草庐言“三十年前好用功”，亦说杀了。惟孔子之言，可为万世法。
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”，是要一边学，一边思，习而察，行而著也。
圣贤待异端极严，真如待贼相似。孔子曰：“攻乎异端，斯害也已。”孟子曰：“能言距杨、墨者，圣人之徒也。”程子曰：“佛氏之言，比之杨、墨，尤为近理，故其害为尤甚。学者当如淫声美色以远之。”盖异端害道，如莠之乱苗，其害大而深；功利害道，如众草乱苗，其害小而浅。
心不安处，便不可行。故《论语》言“多见阙殆，慎行其余，则寡悔”。
能处贫贱者，必能处富贵。
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长幼、朋友，以至贵贱贤愚，皆有一定之分，乃天理之当然。故曰“天叙”、“天秩”。有一毫不尽处，便是不曾尽得天分；有一毫背戾处，便是逆天。至于死生，亦天分也。不安于死者，亦是不安天分，故曰“没吾宁也”。当贫贱而贫贱，亦天分也，故曰“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”。
人不可徇偏好，执己见，义之与比。
曾子当初做工夫，全备一底工夫也到，贯底工夫也到，但未悟耳。“一”是大本，曾子平日战战兢兢，尽其忠诚，便是立大本处；“贯”是达道，随事穷理，《礼记·曾子问》篇精微曲尽，便是体用上理会。但未知得体用是一原，故孔子一唤即悟。
仁，是天地之生理，具于人心者。故先儒以为“本心之全德”，盖兼四德而为万善之长，而统乎万善者也。故孔门之教，专在求仁。其所以教诸弟子者，皆是求仁工夫。必至于其心浑然天理，无一毫人欲之私，乃能当仁之全体。故颜子“三月不违”，其余则“日月至焉”。日月至焉，亦是到那境界，只是不久也。
明睿所照，作天下事甚容易；推测而知，便难。
非与道为一，不能乐。故曰：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”程子曰：“非乐，不足以语君子。”
有期待计功之心，皆是私心，即害于仁。故孔子曰：“仁者先难而后获。”孟子曰：“必有事焉而勿正。”董子曰：“正其谊，不谋其利；明其道，不计其功。”程子曰：“以敬直内，便不直。”
学计功，所学虽是，亦私心。私心害仁，故“先难后获”、“先事后得”为仁。
仁者，至公而无私，故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。“先难后获”，“上义下利”，“正其谊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”，皆无一毫私意。智者，虽见得真，识得到，未免起些计度，故曰“利仁”。
义理强穷索，便有滞碍，须涵泳体验，默识而心通之。
有理而后有气。有是理，必有是气；有是气，必有是理。二之则不是。然气有尽而理无穷，理无穷则气亦生生不息。故天地之阖辟，万物之始终，寒暑之消长，知道者默而识之。
今之贤者，只任他天资见识作事，间有窥测些天理来用，只是所见浅，终不济事。此由于学不讲故也。
理气不相离。兵以义起，则人心自奋，气自壮。虽不可全用诡计，亦须计出万全。故曰：“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。”
周子令程子寻“仲尼、颜子乐处，所乐何事”，要求见仲尼、颜子人欲净尽，天理浑然处，故有此乐。朱子恐人只去望空寻乐，不知天理之实，必流于异端，故又教以从事“博文约礼”之诲，以至“欲罢不能”而“竭其才”。今人不去此处做工夫，妄去自己身上寻乐，故猖狂不实，自号“寻乐子”者有之。
今人多谈怪异，以为“有”者必流于神怪，以为“无”者只是硬见，终不足以解时人之疑。故孔子不语怪，以此。盖天地之间，所以为造化者，阴阳五行之气而已。其交错变化，有正邪、常变、易险、明暗之不齐。正而常、易而明者，理之正，人所共知共由，故不以为怪；邪变险暗，世不常有，非理之正，人皆惊异，故以为怪。然圣人教人，只在正理上穷究。正理既明，不正者可照见。纵未能照，亦不可先去穷他，只守吾正理而已。邪终不能胜正。今仙家及巫师做把戏者，皆有邪道，但君子所不当知也。
内有所得，不藉于外，故富贵贫贱，皆不足以动其心。以为君子不欲富贵，则逆人情，只是以义为主。
学者于义理见得分明，则贫贱富贵挠不得。
容貌辞气上做工夫，便是实学。谨独是要。
躬行虽难，然当勉。若不躬行，则无以有诸己，言为空言，知为空知，何学为哉？
古之君子，世无道则隐，一则道不可行，二则亦所以免祸。
人之作事，只尽个当然之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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