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意、必、固、我,便是私意。只循其当然之理,则意、必、固、我之私可脱。脱则无累矣。
穷理不周遍,则不能约要。故先博而后约。博,是零碎处;约,是总会处。穷理而至融会贯通,则约矣。后世有博学之士,不能造约,何也?此是博杂之学,非真能穷理,不足贵也。
近日学者便要寻滋味快活,此皆是未学行,先学走,如何不猖狂颠倒?只当去教他穷理力行。见理明,力行正,自有滋味,自能快活。孔子教人去博文,便是入滋味处;教人约礼,便是入快活处。但当先难后获。
博文,所以明诸心;约礼,所以有诸己。
性情须要养。饮酒过醉,亦坏性情。
井泉出而不竭,是气生生贯通而不穷也。理不离乎气,即此可睹理之不穷。川上之叹,以此。
见义理不怕见得钝,只怕见得浅。虽见得快,若不精深,亦不济事。故曰:“参也竟以鲁得之。”是理会得事理彻,守得牢固。
“克己”又言“复礼”,是从实事上执持,使入规矩法度,而天理在我。非如异端既得之后,空虚无据也。
此心本与天地万物同体,但为私意所蔽,则当致其克复。若欲以吾之胸次包括宇宙,便成狂妄,流于异端。
颜子“克己”,只就“非礼勿视、听、言、动”上做工夫,不言气质之偏、物我之私者。盖能如是,则气质之偏、物我之私,不待克之而自无矣。
《论语》“一日克己复礼,天下归仁焉”。或问:颜子克己复礼,于天下人何干,而天下皆归其仁?曰:此正所以相干也。物我一理,人己一性。盖缘皆自一本中来,故血脉相通,气类相应,自然而然。《易》曰:“天下何思何虑?天下同归而殊涂,一致而百虑。”鹤鸣子和,皆此意也。如此,则圣人为治之道可知,区区智计之私,自不容矣。
颜子“四勿”,涵养省察工夫都在里。
孔子言“敬”,只说“出门如见大宾,使民如承大祭”。“戒谨恐惧”、“整齐严肃”、“主一无适”、“惺惺法”、“收敛身心不容一物”,俱在内里。圣人言语如此周遍精切。
敬,则心之体立;恕,则心之用行。为仁之功,莫切于此。
古人作事,从本上作,所以简要。如曰“举直错诸枉,能使枉者直”,是甚简要!后人作事无本,受多少烦苦,费尽力作事不得。
“举尔所知,尔所不知,人其舍诸?”圣人举事,动得其要,此简易之道。
治乱兴亡、美恶邪正,《诗》备矣。学者读之,不知所以为政,何欤?此记诵词章之学,真不足谓之学也。
盗贼之生,皆因民无恒产与教化不行而致。既游手无业,又无礼义以维持其心,至饥寒所逼,鲜不为盗。故孔子言“庶、富、教”。
世乱而无能守之节,固可羞;世治而无可行之道,尤可耻也。
齐桓、晋文,皆以力假仁。然齐桓颇近正,晋文则全用威力智计。其勤王者,反致凌逼;力战屈楚,不由仗义。然则桓公不能王,何也?曰:桓之事虽正,意则私。只做得到此分际,非有圣贤之学,怎能成王业?
《订顽》立心,便可语王道。物我之私既去,则天地之生意在我,推而行之,将无一物不得其所。不然,则虽一匡天下,不过出于智计之私,况祸败者乎?
为己,只把做自己分内事,为其所当为。久之,只见一个当然底道理,其余都不见矣。
学不为己,读万卷书,与己无干;为己,则皆吾事也。
此道理见得明,便信得笃,存之熟,行之力,方有诸己。有
所为皆是私意。故张敬夫言:“为己者,无所为而为者也。”朱子深取之。
论舜“无为而治”,一则德盛而民化,二则得贤才以任众职。自古为治之道,不出乎“修德”、“任贤”两事为要。
忠信笃敬,忠信于进德最力,然持养处须用敬也。非忠信故不笃,笃敬处便是忠信。
忠信笃敬,实孔门第一等工夫,非礼勿视、听、言、动也。都靠就这里做去,熟处便是仁。
忠信笃敬,则随动随静,心自存,理自明。
“义以制事”者,义有刚毅果断之意,以之制事,则不牵于私意。孔子曰:“见得思义。”义利不两立,见利须思,用义以裁制之,不然则必牵于私,背于理矣。朱子曰:“义如利刀相似,遇着事便劈。”
《诗》虽三百篇,然人情之邪正,风俗之美恶,政事之得失,无不备见。学者欲择善而固执之,莫切于此。故孔子谓“何莫学夫《诗》”,程子谓“学《诗》使人长一格价”。
心无二用。只要所趋正,穷理明,力行笃,则心无所放而仁在其中矣。
良知良能,本于天德之自然,须要养。不养则丧灭。故古人自幼便教之洒扫应对、孝弟恭敬。
《论语集注》言“忠信,本也”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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