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又曰“五者以敬为本”，又曰“恭其本欤”，皆所以示人用力之方，学问根本尽在于此。
《论语》之书，涵育熏陶，是尧舜气象；《孟子》七篇，任道扩充，乃汤武气象也。
孟子天资本英明刚大，他又去“集义养气”上做工夫，所以才气愈刚大。
人之学，先在持其志。志一则动气。如人昏困，是气昏也，若悚然自持，则志立而气自清。故持志在敬，盖严肃之地，昏惰不生。“集义养气”，亦由于此。
清明刚大之气，须要养。如何养？只是循天理，不为物欲所屈，便是。
理不离乎气。气清明者，理亦明；气昏浊者，理亦昏；气刚大者，承载任荷得道理起；气弱小者，便承荷不得；气粗者，虽能承载，反隔蔽了道理。故孟子“集义养气”，扩前圣所未发，程子每称之。
天地间正气，须养。养只要直，直只是义。
配义与道之气，方是浩然之气，是天地间正气。老、佛所养，一身之私气。
“必有事焉”，此心便无他适，乃操存之要，穷理之本也。
事一差，心便愧；心一愧，气便馁；气一馁，道义便亏。此是一串事。只“集义”便无此病。“必有事焉”，是要无间断。
“勿忘勿助”之间，是本心正处，天理妙处，人欲净处。
人苟能省察，使事事合理，则学大进矣。此即是“集义”。
“必有事焉”，是孟子最善做工夫处。人无所事，则心悠悠荡荡，无归着，必至外驰。程子取以明“持敬”之道，其义尤精。孟子虽是说“集义”，亦以见敬为义之体也。
程子以“必有事焉”为敬，是发明言外意。又可见敬是义之骨子，非敬无以集义。
“必有事焉”，即“主一无适”，故程子以为敬也。朱子以“必有事焉”为集义，因上文而言，敬在义中为本也。朱子是本文意，程子是言外意。
孟子“知言”、“养气”，只是个知与行。致知而至于“知止”，则知言矣；力行而至于仰不愧、俯不怍，则浩然之气自生。
言之诐、淫、邪、遁，原于心之蔽、陷、离、穷。“知言”，由外以知内也。故心学不可不讲。欲心之正，必明理。心与理元非二物。
孔子贤于尧、舜，以事功言也；孟子功不在禹下，亦以事功言也。愚以为颜、曾、思、孟之功，贤于稷、契、皋、夔；程、朱之功，贤于伊、吕。孟子以后，若非程、朱，则天下贸贸焉，人欲肆，天理灭，高者入于老、佛，卑者趋于功利，生民之道息矣。
天地生人物，赖圣人为综理，然后能遂其性，得其所。圣人理人物，又必赖礼乐政教之施，然后风化美，治功成。然则成天下之功者，圣人也；成圣人之功者，礼乐政教也。或曰：圣人不得位，礼乐政教不可行，如何？曰：此圣人之功所以难成也。不得已，传述先王之典而修明之，以垂教于后世，使后世之欲修己而治人者，从此而学焉。故圣人代天而理物，礼乐政教代圣人而行事，经籍代圣人而传道。事虽不同，其功一也。故曰“孔子贤于尧、舜”，孟子“功不在禹下”。
行王道者，自修上要工夫到，施为上便不费力。伯者虽不用自修工夫，然施为上最费力。盖天下人物，本同一理。我得此理，人自感化；我以此理处置他，自然顺而易。伯者自身本无此理，人不感化，假这道理去处事，去制伏他，用尽智计，方做得成。故王道简易，霸道崎岖。学者所宜精择。
王道之外无坦途，仁义之外无功利。
王者，是行其所无事；霸者，是有所造为。
物我一理，人之善即己之善。舍己从人，有何不可？人为私意所蔽，故偏执己意，不能来天下之善。
孟子言性善，是指本原之理而言；程子兼清浊美恶，二者皆是也。论太极本然之理，以为生物之主，安有不善？论动静阴阳，错综交运，安得不有清浊美恶之殊？知孟子之说，则知吾性之本善，当求复乎此，而尧舜可为也；知程子之说，则知人不善者，乃气质之偏，当变恶为美，以致克复之功。其有功于圣门，有功于后学，非浅也。
孟子在本原上看，故以性为善；荀子在情欲上看，故以性为恶；韩子在气质上看，故以性有三品；杨子见道不明，故曰善恶混。程、朱通兼本原、气禀而言，斯为明备。
“性即理也”，故孟子言性善是也。“论性不论气，不备”，故程、张兼气质而言。自程子之说出，荀、杨、韩之说，不辨而自明。故朱子以程子为密。
孟子在赤子入井时认取真心，推而上之，性善可知。
张思叔因读《孟子》“志士不忘在沟壑，勇士不忘丧其元”，有所感，遂肯发愤。盖思叔家贫，须如此，然后贫贱富贵不足以累其心，方立得志住。死生重于贫富，彼死生且不易其志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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