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贫富又何足较哉？宜乎思叔有所感动奋发也。
正道难行，如良玉难售，大器难用，自然之理。学者不可以其难行，遂变其所守。如“范我驰驱”而不获，“诡遇”而得禽，岂可因范我不获而诡遇乎？然在末世则然，遇汤武，又何难行哉？
此理须从优游涵畅中出来，则意味自别。即孟子所谓“自得之”也。
国必自伐，然后人伐之。秦坑儒书，肆暴虐，任赵高奸邪，是自伐也，岂楚、汉所能伐哉？汉亲宦官，害忠良，是自败也，又岂曹操所能篡哉？唐之败也，亦以宦官害忠良；宋之败也，以小人害君子。皆自伐也。盖君子退则虐政施，人民怨，盗贼起，兵戈兴，国亡矣。
处事之法，正己为先。顺理以行之，人之从违，不可必也。不可趋时好。然顺理处，天且不违，况于人乎？故行有不得，皆反求诸己。
格君心者，须分邪正，明义利，辨王伯，使君心晓然知王道之当行，不安于伯功之小，庶可与之有为。须赖左右匡弼，使君心常存敬畏，方可成其德。
人君心正，自不肯用邪人。此为治之大本。故曰：“一正君而国定矣。”
德化，为治之本；政事，为治之具。二者交致，而风化盛矣。风化盛，然后鼓舞群动，熏蒸沦浃，仁及一世。
天下事，要心去处，身去行。然“物各付物”，则无事矣。何谓“物各付物”？顺理处便是。
治世以大德，不以小惠。
事物上皆有理。顺理而行，不容些子计较造作，故曰“行其所无事”。顺理则智不凿而万事治，故曰“大智”。“必有事焉”，是指学而言，不可有造次终食之离。“勿正心，勿助长”，是亦“行其所无事”。正与助长，即私意造作而有事矣，岂顺理之谓哉？
世变难说。圣贤多只说得个大经大法，其变易无常处，亦说不尽。孟子善说世变，其曰“先圣后圣，其揆一也”，“禹稷颜回，易地则皆然”。观其说一治一乱处甚好，但其说“不仁者不可以得天下”，又说“匹夫而得天下，德必若尧舜禹”，又曰“天子荐之”。三代前是如此，三代以后多不如此。秦、晋、隋及五代，多以不仁而得天下；汉高帝德非舜禹，亦得天下。盖时势不同，事变不一。古者诸侯万国，各固其疆守，以爱养其百姓，必有君临天下之德，然后能服天下之心，必天下共尊，然后可得至尊之位。
苟无其德，则列国诸侯之众，非惟不服，且将群集而伐之，故不仁者必不得天下。匹夫虽有其德，无天子之荐，亦不得天下。自战国以来，天下诸侯消灭将尽，七国之中，无有能行先王之道者，俱以势力战伐相为胜负。至于并吞之久，惟秦最强，然德不足服人，天下莫肯帝秦。直至六国消灭已尽，秦始为帝。秦又视己之德暴，天下未尝心服，若更封建，则尾大难掉，乃立郡县，更立守令，不使世守疆土，世君其民，而易于制使。然郡县无诸侯封疆之固，守令无诸侯世守之权，又无君民死社稷之心，故秦恶既盈，陈涉以匹夫起兵，而郡县遂不能支。
四方豪杰，莫不奋起，秦之宗社有必灭之理。匹夫固有得天下之势矣。及秦已亡，天下英雄虽多，然才气识量，无有过于汉高者，则天下之势，固当归汉。故刘季以匹夫而为天子。厥后，或以战争，或以篡夺，以不仁而得天下，以匹夫而为天子，亦多。虽因圣王不作，亦由郡县势轻，不足以自守也。但不仁虽得天下，多灭亡不久。故圣人而不得君师之位，自孔子始；以不仁而得天下，自秦始皇始；以匹夫而得天下，自汉高帝始。
权与经，本非二理。权者，称锤之名，能知轻重而处不失当；经，是常法。如两事同至，皆当依经而行；或不能兼尽，必有一轻一重，则当从其重者；如两事皆重，则当详审而并处之。如夫妇，人伦重于告礼，如告则得娶，得以两尽，是经也；告不得娶，则废人伦而重父之过，故不告而娶，所以从其重者而处不失当，岂不是权？如尧舜得子贤以继其位，此常道也，又使其宗庙享之，是两尽其道。然使不肖子居君位，必至亡国，是误天下生民而宗庙亦灭，故传位于贤，则生民不失所，朱、均亦无后患。
是以传子为轻，君天下为重也。权所以济经，如一两是一两，如十两是十两，不失分铢。此正天理之精微处，非圣贤不能用。后世学不及此，有以苟且从俗为权者，以机变处事为权者，故“权变”、“权术”之学兴。此是背乎经，非所以济经也。
“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。”只是天人一理，岂有得了民心，天命不归者？天理即在民心上。后世为政者，反欲愚其民，何哉？
古今说“义内”者，惟程子说得精。程子曰：“处物为义。”又曰：“中理在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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