义在心。”详味此言,义内之意自见。
有理必有气。理,所以为气,气乃理之所为。生万物者气,理在其中即为性。故说着性,便遗不得理与气,但所指不同。指其本原所由生之理,则有善而无恶,故仁义礼智,何尝不善?恻隐羞恶之发,无往而不善矣。其为不善,是物欲害之也。孟子主意是如此。然物欲如何又害?圣贤不得,众人如何动辄便为物欲所害?是其气质不同也。故指其本然之理而言,则为仁义礼智,其善可知;指其禀与气者而言,则或清或浊,或善或恶,不能齐也。或问:气何以不齐?
曰:气常运行交错,无一息之停,所以不齐也。
仁义礼智,乃性之在内者,是吾固有本然之善,非由外铄。惟当存养之,令勿丧。存养之久,则天性自全,本心自明。古人自《小学》洒扫应对、事亲敬长、周旋礼乐、习为恭敬,无非存养之事。程子发明一“敬”字,于学者最有力,而“整齐严肃”是敬下手处。或曰:整齐严肃是外貌上做工夫,主一无适是心地上做工夫。曰:内外一致。未有外面整齐严肃而心不整齐严肃者,未有心主乎一而外貌不整齐严肃者。但当内外交致其功,如颜子之“非礼勿视、听、言、动”,虽在外,即所以养其中。
盖自中而应乎外,外不乱则内自有主;内有主则外自整齐。此敬之功,所以贯内外动静。分而言之,则静为涵养,动为省察;统而言之,则动与静皆所以存吾心、养吾德也。
仁者,本心之全德。盖心中别无他物,只是此一个生理,天地万物皆不外乎此。故孟子曰:“仁,人心也。”程子曰:“心如谷种,仁则其生之性也。”故孔门只说“为仁”,便是从心地上做工夫,仁民爱物从此流出。
孟子“求放心”,不是捉得一个心来存,只惕然肃敬,心便在此。
心才私,便是放,不必逐物驰骛然后为放心。一放便是私,不待纵情肆欲然后为私。这里最难,所以古人战战兢兢。
朱子曰:“孟子说‘求放心’,煞是说得切细。看又说宽了。孔子只说‘居处恭,执事敬,与人忠’,‘出门如见大宾,使民如承大祭’。能如此,则此心不容不存。此孟子所以不及孔子。”愚谓《中庸》言“戒慎恐惧”,程子言“庄整齐肃”,于此用功,心自无走作处。惟此可补孟子之不及,接孔子之教矣。
孟子发“夜气”之说,于学者最有功。盖心也,理也,气也,一也。心存则气清,气清则理明;理明则气益清,气清则心愈存。其要在操存省察于旦昼之间,不为物欲所汩。颜子之“非礼勿视、听、言、动”,孟子之“集义养气”,程子之“居敬穷理”,是工夫。
“先立乎其大者”,便是中有主了。
今人多惑于怪异,是未尝知性、知天。夫“乾道变化,各正性命”,此外俱是异端,他道不必穷也。
“存其心,养其性,所以事天。”吾心之理即是天,故程子曰“言合天人,已剩着一合字”。
人之学,本于良知良能,然全要养。养,则良知良能日长;不养,则日消。
孟子在良知良能上体验,故曰性善;荀子在情欲交动处看,故曰性恶。依孟子说,则礼乐教化皆吾性中事;依荀子说,是指气质物欲为真性,故以礼乐教化为伪为也。
王道只是公,霸道只是私。王道一于天理之公,“一”者诚也,故其光明正大,上下与天地同流,而万物各遂其性。霸道假公以济其私,“假”者伪也,费尽智计,方能小补于世,虽不能无功,乃功业之卑者。下此则奸雄小人。
圣人为政,感发天下人心,同归于善,如天覆地载,万物并育于其间,所以其民皞皞。霸者之政,是用其私意智力,假仁义以收人心,故其民驩虞,然其所感者私而狭,所为者险而劳,是以功烈之卑。
孟子言“善政得民财”,是分田制井,率天下之民务农重谷,以生天下之财,而国家亦赖其贡赋,非是重敛以得民财,又非如王安石用青苗、市易以剥取民财。《大学》言“生财有大道,则财恒足”,亦此意也。
人心全是天理,才违理,心便不安,心便愧怍。
莠之乱苗,紫之夺朱,皆以其相似而难辨。与儒道相似,莫如禅学,此最害道者。后之学者,做存心工夫不得其真者,多流于禅。所谓“高者入于空虚”,盖天资高迈者,多厌世事之汩冗,而乐于静虚;又好奇妙而忽卑近。又力去做静中工夫,扫除物欲,屏绝思虑,是在内里先做空了,不觉流于禅学。只缘在《小学》、四书、《近思录》不曾实体验,而于穷理工夫不到,故如此。
理无不实,心无不正,谓之诚。故荀子以“养心莫善于诚”,周、程讥其不识诚。诚如五谷已成果实已熟,又焉用养?
左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