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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穷理尽性以至于命”,程、张所论不同,朱子于《或问》论之详矣。然亦是各据自己分上说。程子得之易,故其言快;张子得之难,故其言由经历次序上说。
名卦之义,与卦之彖辞,本难晓。然孔子《彖传》说得已自分明,善读者沉潜玩味,则卦义卦辞皆可得矣。
程子《易传》,多主事理;朱子《本义》,多主象占。然有是事则有是理,有是理则有是象、有是占,亦非有二也。若专主《本义》,则似乎太拘,必读程《传》,方发明得尽。
以《易》为卜筮之书,固不足以尽《易》;以为非卜筮之书,亦不可。盖《易》是精微之书,造化人事无不在内,故以之卜筮则知吉凶,以之处事则无悔吝。盖文明始开,即生伏羲,文字未立,先画卦爻,故此书虽圣人所作,实则天开。观龙马负图可见。伏羲仰观俯察,远取近取,图中奇耦与天地间造化事物无不契合,乃画八卦,因而重之,足以尽天下古今之变。以之卜筮,足以知吉凶。盖卜筮事变,只一理相通而应,无异术。故圣人用之卜筮为多。孔子发明之后,天理人事,显然为学本末,废兴存亡,进退出处,莫不详尽。
自程子作《传》,多归于人事,而天道著明,《易》道至此无余蕴矣。
天下之变无穷,惟《易》可以尽之。盖《易》阴阳奇偶,变易无穷。若天地之阖辟,气运之盛衰,日月之更迭,寒暑之往来,阴阳之消长,人物之死生,国家之兴亡,世道之古今,其消息盈虚,升降屈伸,吉凶消长,进退存亡,幽明终始,善恶邪正,皆是此理。虽万变无穷,《易》足以尽之,盖《易》自造化中写出来故也。其余诸经,或因时制作,随时记录,天理人事,无不详尽,所以垂世立教,无不精切。但天下古今之变,惟《易》能尽也。
《本义》多本《彖传》。
读《易》者,当先观《彖辞》、《彖传》,次读程、朱《传》、《义》以发明之。爻亦然。程《传》又有发明到《彖传》爻象外意者,学者所当体也。
文王在羑里演《易》,周公又系爻辞,是欲以此尽天下古今之变。以为专为卜筮,恐不可。
卦之六爻,以中正为善。又必有正应,方可有为。盖中正,则才德不偏;有正应,则君臣相遇,诚意相孚,方可以成天下之治。
康节言“画前有《易》”,此说最精。未画卦之前,卦之理已有,但非圣人写不出来。礼乐亦然。制礼作乐,虽出于圣人,未制作之前,礼乐之理已具,特假圣人之手以成。如曰“天地设位,而易行乎其中”,“天高地下,万物散殊,而礼制行矣”,“流而不息,合同而化,而乐兴焉”,皆此意也。“删后无诗”却说不定,如有圣王者作,其诗固在也。
观《尧典》,见得圣人作事只是公天下之心,无一毫私意。
今人有遏去思虑以为心不放者,有常拘制看住心在这里以为存者,皆非圣贤存心之法,所以流于异学。圣贤只说“戒慎恐惧”,则心自存,何尝看住此心,不许他走?只“整齐严肃”,则心自一,何尝遏绝思虑以求不杂?“主一”只是常要整肃,非是寻得个物事来照管不失。尧曰“钦明”,只“钦”则本心自明,亦不是要见得此心光明如一物在此。儒释之分,正在此处,宜深察明辨也。
圣人之道大行,熏蒸渐染,得人皆去为善,所谓“黎民于变时雍”是也。
君相之职,最难者是知人。四凶在尧时,尧照见他心术毫发不隐。如共工则曰“静言庸违,象共滔天”;于鲧则曰“咈哉,方命圯族”。但当时舜、禹、稷、契等未出,鲧之才高,可用,故只得用之,曰“往钦哉”!戒之甚切,驭之甚严,然亦用之治外事而已,不使之预朝政也。非圣人不能如此处置,非圣人照临在上,亦用四凶不得。如荀彧不识曹操,孔明误信马谡,温公不知邢恕,刘元城不知程子、定夫,胡文定不知秦桧,皆是大本有欠,烛理不明故也。
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贵穷理。
“辟四门,明四目,达四聪。”此舜为治手段,后世所当法也。然搜扬贤才而用之,则四门辟矣;得贤明忠直之士而寄以耳目,广询博访,以来直言极谏,则四聪达,四目明矣。
金人不以布帛换金银,是他有见识。
“皇极”训“大中”,虽不甚害理,终不亲切。惟朱子训“皇”为“君”,训“极”为“至极之义,标准之名”,然后见人君以一身为天下法,王道根本在于此。此义至精至切,得箕子之旨矣。
古人做工夫极切实。貌曰恭,言曰从,视曰明,听曰聪,思曰睿。“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,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。”
敬,是个扶持身心的物事;怠惰,是个丧败身心的物事。故曰:“敬胜怠者吉,怠胜敬者灭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