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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衣食不足，何暇治礼义？曰：古人以礼义立身，以财养身。但当以义制利，不以利害义。故程子以“只营衣食无害，惟利禄之诱最害心”。然衣食亦要合义，不可苟。
人到义理贯通处，处事自有要。
学者须要竖得这身子起。
本心不纯者，发用必偏。此内外一致处。
《敬斋箴》兼内外动静而言，所以不偏。
学者持敬，只就衣冠容貌、视听言动上做，便是实学。
若非敬，如何扶得心身道理起？
敬则心专一，专一则精明，故聪明生；敬则内直，内直则无私，故无己可克。
敬则无己可克，是预先做了闲邪工夫。
勇猛奋发之后，须寻个着实工夫做，方能循序渐进，日就月将，以成其德。若无日用常久工夫，纵有英气，只成狂妄。
人坐不端庄，则昏惰之气必生，心固以不存，而理亦昏矣。人之昏困，是气也，持其志则昏自去。
人之心，皆天理所为。舍了理，如何做得人？如何处得事？
今人不去学自守，预先要学随时，所以苟且不立。
人若日用间持守此志，省察此理，学便长进。
志不可一日坠，心不可一时放。
立得志定，操得心定，不至移易，则学自进。
志不可放倒，身不可放弱。程子曰：“懈意一生，便是自暴自弃。”朱子曰：“才悠悠，便是志不立。”
立志已定，用功不差，潜心积虑之久，义理自当融会。
志于道德者，功名不足累其心；舍道德外，亦无功名。
人苦无才，此只是不穷理。理明，才自长。然又须养气以充之，存心以察之。
看有才气底人，老年多不及少年，是他无学问持养工夫。
有德者，易为才；有才者，易为德。此才德相资处。
以才取人最难，小人多有才也。
人贵乎有力量。然当精求圣贤用力之方，与理之至当，方不负此力量。若理有所蔽，以此力量坚执不回，则为害尤甚。
人有英气，方肯进取。勇猛奋发之后，须寻得个常久工夫来做，不使间断，方能实有所进。不然，一时意气，靠他不得。
见善不能勇为，见恶不能勇去，虽终身从事于学，无以有诸己。
气质之偏，皆可克治。要克治气质之偏，须涵养得大本完固，则原气壮，病易除。
人之大病有三：一曰粗恶，二曰轻浮，三曰昏弱。
人之气，贵乎刚，却怕粗。气刚则才大，气粗则才疏。才大而疏，成少败多。故君子养其气，以至刚大完密，则才德全矣。
人存养久，则气质自变。
涵养之道，须深潜笃实，方能制其飞扬之心，消其粗厉之气，主一工夫易施，心易纯也。
心粗，最害事。心粗者，敬未至也。
心沉潜，则造理必深。
浮躁最害，轻儇亦然，昏惰亦然。
人收敛警醒，则气便清，心自明；才惰慢，便昏愦也。
人多昏困，只“整齐严肃”四字整得起。
学者之所患，最是惰与轻。惰则自治废，轻则物欲恣。只一“敬”字，可以治之。
人心要深沉静密，方能体察道理。故程子以“性静者可以为学”。若躁动浅露，则失之矣。
古人云“宴安如鸩毒”，甚可惧也。惟庄整严肃、战兢惕厉，可以胜之。
虽整齐严肃，亦要个沉潜细密意思，不可把捉太过。
“把捉”二字，是半上半下事，最难做。不若索性从“整齐严肃”做上去，更易为力。如人起屋，竖得柱头端正，则易撑持；若竖不起柱头，斜撑持最难。
硬把捉，便是“恭而不安”。只常切提撕检束，不令放弛，乃操存之道，所谓“必有事焉”者也。
须收敛凝定，则精神聚，志向专，察理必密。
今人屏绝思虑以求静，圣贤无此法。圣贤只戒谨恐惧，自无许多邪思妄念，不求静，未尝不静也。
思其所当思，言其所当言，行其所当行，乃立诚也。
不和不乐，鄙诈之心入之矣；不庄不敬，慢易之心入之矣。此礼乐所以不可斯须去身也。
人一纵于欲，德即败。虽改之，又当关防谨密，不使萌于再。
有一分利欲，便蔽一分天理；利欲长一分，大本便亏一分。
一息不存，则天理即便间断。
才昏惰，义理自丧。
才觉私意起，便克去，此是大勇。
整顿得心起，则学自进；守得心定，则德愈固。
存养工夫不至，则省察工夫甚难；省察工夫不至，则存养工夫甚难。盖动静体用，本非两事，当随处致力。
存养，即所以立本；穷理，即所以达道。存养后方能穷理，穷理后又须存养。不先存养，则心体昏放，大本不立，何能穷理？穷理后若不存养，则理无归着，随得而随失矣，何能为我有？
知贵精，行贵果。学贵博，不贵杂；守欲约，不欲陋。
知既真，行必正。亦有因行之差，而知亦随而差者。
行在知之后。故子路之强勇，司马君实之笃行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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