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汉唐先儒久已言之，不自宋始也。宋儒所谓古人未识者，乃道德性命之理，无极而太极，静坐会活泼泼地，太虚是道，静观天理等说。此皆圣门所无，源于二氏，假托经文以行者也。若专讲古经之实，去夹杂二氏之浮谈，不过辕固、王珣、费冠卿、田游岩之伦，深潜尚少逊焉，何得越千余年而忽自命圣贤哉？”
原教
圣人之道一也，非有奇旨殊意，使人难晓。然深且大矣。深也，故入者微而无所不尽；大也，故出者详而无所不兼。先王在昔设教，首士焉。士则胄子与公卿之元子、凡民之秀也。胄子，异日之南面居临者也；公卿之子与凡民之秀，皆异日治事以佐君理政者也。胄子成，而凡胄子所及者，皆不敢有乱行矣；公卿之子咸，凡公卿之子所及者，不敢有乱行矣；凡民之秀成，而闾阎所及者，无不率于典制矣。教成，治定焉。天性，天生者也，故其德不同。有智焉，仁焉，圣焉，义焉，中焉，和焉。
智则足以照烛事机，仁则足以涵育万类，圣则足以通达幽隐，义则足以断宰善恶，中则不偏，和则不厉。此其德性之美者也。德美，则有立乎臣民之上之本矣。必见之于行而后足以养德。孝于亲，友于昆弟，睦于宗族，姻于婚媾，任于里党，恤于孤寡。如是其行也，而德之修远矣。治事之才，犹未成也。于是六艺以习之：礼以立身，乐以和气，射以观德，御以达能，书以通事，数以理财。六艺成，而才当于用。故德性不可强者也，行与艺则因教而进焉。
故知之，孝与仁之孝不同，而孝一也；圣之礼与义之礼不同，而礼一也。因其德性，增之才能，而士皆可为国之桢干矣。夫自其幼而教之，则易入；及其冠而室也，则易成。故十年而学幼仪，十三而学乐诵诗舞勺，成童而舞象，二十而学礼惇行孝弟，三十而博学无方。则射御书数皆在其中矣。盖开国承家之事，必赖壮盛精力为之。年高则精力衰，于事识之虽至，而时已不可为。壮盛而学成，以当上用，国之庆，而家之福也。故谋于耆艾，而事于少壮，所以因人之能而使才足用也。
此先王立教以成人才之本也。世衰教散，吾先圣孔子起而修之，其传则士也。故身通六艺者七十七人。学圣人之道，其才不同，则所就不同；圣人以道教人，其法不异，则所由不异。不同也而使同，不异也而有异。昔者七十子学于孔子，与孔子所以教七十子者，其法具在。子路勇也，冉有艺也，子贡、宰我言也，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善言德行也，子羔之愚，曾子之鲁，子张之辟，琴张、曾皙、牧皮之狂。未尝尽违其才以求似于圣人，圣人亦未尝欲其似己也。
尽违其才而教之，故圣人不劳而教成，七十子不苦而学成。孔子既没，七十子分教世之子弟，就学七十子，各以其所得于圣人者以为教；世之子弟，各以其所受于七十子者以为学。教异而学不同矣，学异而教不同矣。学与教虽不同，求圣人之道则无异。故儒为百氏宗焉，儒靡不周也。士守其典籍。《白虎通》曰：“士者，事也，任事之称也。”后世止以守典籍者为儒之人士，亦止以言典籍者为儒之职。其道甚大，百物不废，举而措之天下之民，谓之事业。
少有识者矣，古经犹可征也。子夏居西河，学者甚众，而有田子方，子方之后遂为庄周。周之书非儒旨也，则百氏之学，皆源于圣门。其书之美者，皆圣人所备有，百氏自失焉。安其偏而嗜大异，猖狂恣论，不获返中，是不可不知也。圣门具体诸贤，未闻传人。子夏、子游、子贡、子张、商瞿、曾子、左丘明、澹台灭明、原宪、季次，各有受业。曾申、孔伋、公明高、乐正子春、李克、孟轲、馯臂、吴期，其传不绝，或显或不显耳。七国战争，纵横杂出，因力假势，诸侯贵之，习以为俗。
惟荀卿以学鸣，终老于是。秦博士如伏生、叔孙通辈，咸得先师遗训，国方废学，不之重。汉乃遵奉古经，田何、王同、丁宽、孟喜之于《易》，伏生、欧阳、夏侯、孔安国之于《尚书》，申公、毛公、韩婴、辕固之于《诗》，高堂生、孟卿、后苍之于《礼》，制氏之于《乐》，《春秋》则胡母子都、董仲舒善《公羊》，蔡千秋、刘向善《谷梁》，贯公、刘歆、翟方进善《左氏》，匡衡、萧望之、师丹、戴圣、戴德、桓荣、丁鸿、杨震、谢曼卿、贾逵、卫宏、马融、郑玄、卢植、服虔、郑众、许慎、赵岐，炳蔚一世，余教授不可胜纪。
于时搜录废绝，未知之义，专门讲说，天下稍稍闻见圣人之书，二帝三代之王政定制，始不湮没。“书不尽言”者，咸出口授。古今不同，非训诂无以明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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