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圣门诸贤，不同甚矣。入于圣人之教，则皆有成，闻道未尝异。自孟轲以来，称七十子。孟轲源于子思，子思亲炙曾子，而轲曰：‘子夏、子游、子张，皆有圣人之一体；冉牛、闵子、颜渊，则具体而微。’未尝以具体称曾子，其称曾子与子夏并。孟轲论道甚严，笔于书如此。具体一体，虽有异，非七十子尽劣于颜渊，独颜、闵数人始能传圣人之道，可以教后世也。孟轲于七十子未尝有所去取，后世之儒何所见以意尽为芟除，独许曾氏？与七十子之学，未可以一端定。
先子尝喻之：子同也，长幼而已；仕同也，上大夫、下大夫、士而已。七十子不可过为分别，亦彰彰矣。何后世论道，遂致为悬绝也？子贡方人，子曰：‘赐也贤乎哉？夫我则不暇。’敢以私意尽削七十子，独存一二，如女工于丝麻，驵侩于货食，龂龂焉进退之，不畏不疑其妄也。与其信也，与吾先子曾举圣门成法、古经所载，以解后世之惑曰：‘中行、狂狷，同传圣人之道；高明、沈潜，不可偏废。’圣人谓‘颜氏之子，有不善未尝不知，知之未尝复行’；
子贡‘告诸往而知来’，高明者与？子羔执亲之丧，泣血三年，未尝见齿；曾子曰：‘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矣。’沈潜者与？子张之学多高明，门人所传近于狂；子夏之学多沈潜，门人所传近于狷。‘师也过，商也不及’，圣人进退之，未尝谓二子遂以过不及终其身也。一于高明，则狂，琴张、曾皙之流是矣；一于沈潜，则狷，原宪、孔弗之流是矣。狂狷于道，皆可入学则裁之。圣人于曾皙曰‘吾与点也’，于子路曰‘由也升堂矣’，于子贱曰‘君子’，于南宫适曰‘尚德’。
七十子亲事圣人而折之，后世之儒又何所见，违圣人定论，独不谓之闻道？所许非耶？圣人同也，颜渊、闵子、冉牛、仲弓异；子贡、季路、宰我、子游、子张异；子夏、有子、曾子、公西华异；曾皙、琴张、孔弗、原宪异。以圣人之同，谓七十子皆同不可也；以七十子之异，谓圣人有异亦不可也。高明而学焉，则以高明入于道；沈潜而学焉，则以沈潜入于道。道同而所入异，入异而道亦同之不同，韩愈所谓‘学焉各得其性之所近也’。
后世学者，性本沈潜，子夏氏之儒也，而说变焉，自以为尽于圣人之道，执其说非天下之高明，学者之沈潜皆从而和，谓其非合于圣人，不知其为沈潜之非高明也；性本高明，子张氏之儒也，而说变焉，自以为尽于圣人之道，执其说非天下之沈潜，学者之高明皆从而和，谓其非合于圣人，不知其为高明之非沈潜也。圣人之道于是乎异矣。群言肴乱，不得圣人折衷之，必折衷古经乃可定也。古经之旨，皆教实以致用，无不同也，而其传亦皆学实以致用。即有异，无损于圣人之道，亦不害其为传也。
儒者求道，当畜德自立焉，又何日呶呶异同之辨耶？”先子尝绘为图以教密密，所受若此，子弟退而记于篇。
弘道书中
祀先圣礼乐旧制议
礼乐祀先圣，汉以来乃颇渐着。高祖至灵帝，皆用太牢祀阙里，而礼乐不闻。当时国学所祀，未知空名曰“先圣”云耳，亦或有以实之，周公焉，孔子不与也；亦或经止各祀其师也，皆未可知。后汉世祖建武五年，起太学，车驾还宫幸之，赐博士弟子，亦不称祀事。显宗永平二年三月，上始帅羣臣，养三老五更于辟雍，行大射之礼，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，皆祀圣师周公、孔子，牲以犬。章帝元和二年，幸阙里，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，始传作六代之乐。
灵帝光和元年，始画先圣及七十子像于鸿都门学。魏正始二年，使太常用太牢祀孔子于辟雍，以颜渊配。孔子祭于学始此，而皆命臣下行礼也。东晋以来，帝乃亲释奠，其礼乐亦未晓。范宁欲依周公庙用王者仪。范宣谓：“当其为师，则不臣之。释奠曰宜备帝王礼乐。”宋元嘉立学，裴松之议应舞六佾，以郊乐未备，故权奏登歌。今金石已备，宜设轩悬之乐，舞六佾，牲牢器用悉依上公。齐武帝永明三年，有司奏：“宋元嘉旧事，学生到，先释奠先圣先师，礼。
又有释菜。今当行何礼？用何乐及礼器？”尚书令王俭奏曰：“中朝以来，释菜礼废。今之所行，释奠而已。”［《文选》诗注：“释奠者，设荐馔酌奠而已，无迎尸之事。”宋濂曰：“古礼以菜为贽，释菜，祭尊师之也。”］金石俎豆，皆无明文。元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，始别立庙。北齐天保间，始以春秋二仲释奠。唐高祖武德二年，始立周公、孔子庙于国学。太宗贞观六年，罢周公祀，以孔子为先圣，颜回为先师。
礼部尚书许敬宗等议：“祀先圣先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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