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师以魏正元二年卒，甘露元年肃亦卒，去师死一年耳，魏又立常道乡公。凡十年，司马炎乃受禅。举以为肃罪，何其妄也。杜预传：“预初攻江陵，吴人知预病瘿，惮其智计，以瓠系犬颈示之，每大树似瘿，辄斫，使白题曰‘杜预颈’。及城平，尽捕杀之。”云“捕杀”，则系犬斫瘿人，非尽江陵一城也。预新伐吴，惧贵要谗阻，故相馈遗，未尝以求美官。马援亦云：“但畏长者家儿，或在左右，或与从事，殊难得调。介介独恶是耳。”自古贵要为患，成大功者必善事之矣。
取汉唐先儒之行，惟疵是求，史苟载有一过，遂尽弃其生平。昔诸葛恪与陆逊书云：“君子不求备于一人。孔氏门徒大数三千，异者七十二人，子张、子路、子贡皆亚圣之德，犹各有所短：师僻，由喭，赐不受命。岂况下此，而无所阙？圣人不以数子之不备引以为友，不以所短弃其所长。加以当今取士，宜宽于往古。何者？时务纵横，善人单少，小小私行，皆宜润略，不足缕责。士诚不可纤论苛克，苛克则彼圣贤犹将不全，况其出入者耶？汉末以来，中国士大夫如许子将辈，更相谤讪，或至于祸。
原其本起，非为大雠，惟坐克己不能尽如礼，责人专以正义。夫己不如礼则人不服，责人正义则人不堪。不服其行，不堪其责，不得不相怨。不舍小过纤微相责，久乃至家户，为怨一国，无复全行之士也。”自宋儒好责人以扶成，其接孟轲之说，所许颜、曾、思、孟而外，七十子以至于内百余年之儒，少有当其意者。敏政辈益罗织深文，而周秦汉唐以来鲜无过之人矣。以马融、王肃为党势家，则杨时之于蔡京；刘向为诵神仙方术，则程颢、张载之出入佛老；
贾逵附会图谶，朱熹论葬法亦术士利欲之论，不本六经；王弼老庄，周惇颐“无极”之书，诸儒以为本于老子；何休注《风角》，朱熹晚年亦注《参同契》；以戴圣为赃吏，朱熹必取淫行，污士大夫悖礼经“帷薄不修”之旨，亦可曰酷吏也。宋儒从祀亦未尝不可议也。后世尚论，习为风俗。同一过也，在汉唐先儒，必多方锻炼，指为实而后已；在宋儒，必曲加调护，以为诬而后已。史文所载，实则俱实，诬则俱诬，不知学者好恶何以不同？论汉唐先儒者，岂皆史鱼之伦；
言宋儒之过者，叔孙武叔辈耶？盖永乐以后，科举所用悉宋儒改经更注，诸生父子师心相授，不如其说，谓之“背朱注”，则有司不取。闻见惯习，不觉其固如此也。扬雄世传有《剧秦美新》之文，曾巩、孙复、王安石、简绍芳、胡直、焦竑皆力辨雄无其事。或以为谷子云之误。冯时可以《美新》为刘棻作。考扬雄，班彪父党尝造其门，闻见亲切，故班固作传，称雄温厚君子，恬于利势。雄平生著书，传皆载焉。又言诸儒罪雄非圣人，而称经独无所谓《剧秦美新》者。
王莽时以符命封爵甚众，而雄不侯。莽自言雄素不与事，史文如此，《美新》可不辨自彰。后儒未之深考耳。且莽之篡，非忽起也，奉太后命居摄已非一日，不过以哀章、金匮之文即真耳［哀章封美新公］，一切仍旧。校书天禄，不与朝政也。必欲犯莽之怒，去位以干不测之祸，则三家执国命已久，先圣亦不当事之而微服过宋矣。唐杨倞注《荀子·性恶篇》曰：“荀子当战国，知其可化，无势位以临之，故激愤而着此论。”性恶之论诚过激，其要归本于仁义先王之化。
孟轲“犬马寇雠”之言，亦未尝不激也。《易》曰：“见恶人，无咎。”“小人不耻不仁，不畏不义，不见利不劝，不威不惩，小惩而大诫，此小人之福也。”则性善、性恶，皆可言也，各得其一耳。归有光称：“荀子精造，孟子不能过，扬雄、韩愈皆推尊之以配孟子。宋儒颇加诋黜，今世遂不复知有荀氏矣。悲夫！”此公论哉！且孟轲性善，以情与才论，故孟轲言性善，契为司徒敬敷五教之旨；荀况言性恶，皐陶为士谟明弼教之旨；扬雄善恶混，则“相近”“不移”之旨。
说虽不同，皆本于圣门，而欲辅翼教化，则一也。况非十二子，其人皆去况不远，贱三氏也，时儒已分为八，况言学三子者之过，又何伤乎？王安石、程颐、朱熹辈之追贬先儒，非刺太甚，十倍荀况矣。孝庙初，张九功、程敏政奏改定从祀，礼部侍郎倪岳言：“马融、王弼之徒，立身不无贬议，然秦汉以来六经出于煨烬，赖诸儒抱遗经、专门讲授，经得复存。自唐之注疏咸祖其言，今之经传引用尚多其说，何可尽废？七十子名氏，司马迁以来相沿已久，今生千百年后，安敢臆定？
宜仍旧。”奏乃寝，而璁复假其说以乱旧章，哀哉！总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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