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看自己便是圣人，更无分毫不是处。此与圣人已自不同，如何得到圣人地位？’此万世不易之定论也。子贡问曰：‘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，何如？可谓仁乎？’子曰：‘何事于仁，必也圣乎！尧舜其犹病诸！’‘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。’子思曰：‘诚者，天之道也；诚之者，人之道也。诚者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从容中道，圣人也。诚之者，择善而固执之者也。’子曰：‘回之为人也，择乎中庸，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。’颜渊已属‘诚之’。
孟轲曰：‘夫圣，孔子不居。’是何言也？《汉书》曰：‘圣人所以独见前睹，与神通精者，皆天所生也。’经史遗文，昭然。圣人岂可学而能？故据经文而为之断辞曰：富有日新，备物致用，博施济众，天地合德，此为圣人不怠于学，非学可至。若圣人所教，则可得而述也。言忠信，行笃敬，始于事亲，中于事君，终于立身。盖古之所教所学，皆通人事以致用。故干戈、射御、舞勺、歌诗，皆学中教人之典，非后世博书撰文之谓也。况欲拱手高谈性命，着成语录乎？
盖其下立言，士之一端；立德立功，久置不讲。然古经所载，圣门立教定旨，后世奉取自修之方，尚存恭厚平直以立身，宽和信让以安人，勤敏谋断以执事，慎耻恕约以修辞。此圣门之所谓学，小人皆得习以修身焉。性有同异，工有勤惰，则入有浅深，得有厚薄，可守可传。传曰：‘恭则不侮。’‘躬自厚而薄责于人。’‘王道平平。’‘人之生也直。’‘宽则得众。’‘礼之用，和为贵。’‘主忠信。’‘能以礼让为国乎？何有？’‘克勤于国。’‘敏则有功。
’‘必也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者也。’‘以断天下之疑。’‘慎言其余。’‘古者言之不出，耻躬之不逮也。’‘有一言而终身行之者，其恕乎？’‘君子约言。’经文如此。身者，进德居业之所，自家国天下之本也。修身则道立。身外即人，尊之君亲兄长，内之妻子僮婢，外之公卿父老，泛之州闾里闬，事上临下，各尽其道，乃可云安。处而在下，则有家事；出而图君，则有国事；各执其业，则有恒事；卒然更改，则有变事。不善于事，家不能齐，国不能治。
后世儒者，专以立言为主。然述往古，示来兹，成教化，敦风俗，必言实行，不偏好，不苛求，弘远而不狭隘，方合圣门旧旨。略为分疏，在学者通之而已。‘日日新之谓盛德，富有之谓大业。’圣人如天地之无不持载，无不覆帱，至矣哉！非贤者所能尽，以其得于天者异也。知者见之谓之知，仁者见之谓之仁，贤而已。英才天下已少，况民庶乎？圣门有教无类，自言‘下学而上达’。学谓之下者，人人皆知，人人可行，实而有据也。既学矣，已知已能者渐而深焉，未知未能者进而得焉。
日增月益，补救其过不及，去不善以就善。始也守先王之法言、法行，博求于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之中；既而出身修之，有德有言，为式于乡国州闾之内。所谓‘上达’，各各不同，待人自至，而不可强者也。‘下学人事，上达天理’，古经无此说。苟隐居求志，宗族称孝，乡党称弟；如行义达道，尊五美，屏四恶，圣人与众同其好恶。载之古经，最为明备。邵雍曰：‘学以人事为大，今之经典，古之人事也。’盖天地以天道生万物而蕃，圣人以人道济羣生而安。
天道远而难知，论之易生纷恶，故圣人不言；人道实而可见，所以通伦常而错礼义，故圣人重之。后儒以其私意，假托经文，创立新旨，互撰穷微入妙之论，以此自是以此授徒，辨说腾沸，莫可折正。由魏晋诸君子相尚旷远清真淡雅，学圣人之‘和’，而其失也在此‘和’；至宋南北诸君子，以魏晋近荡为诫，专就收敛方正沉重，学圣人之‘洁’，而其失也在此‘洁’。则又近固焉。皆于古经得失相半，使学者不得述圣人之实德，不得闻圣人之中道。偏论僻行，哗然于世，与古经远相违背，致圣门立教深防重虑，晦塞不彰。
历代哲儒屡有诤辨，无奈实之不能敌浮也。实则日用寻常，无以寄高奇之士。怪远荒寂之谈，魏晋已遥。宋之新义虚文，惑听朝廷，施政民生，日用人士人学业，犹汉唐以来相传之实，未能改也。特人人好生意见，争竞无已。宋儒侈言三代，以熙宁后之实事考之，不特两汉不可及，又岂能如唐哉？巨公名贤，规宋儒议论太过，流弊滋甚。著书申救，奉先辈之绪言，遵古经本文，述圣门立教一定不可移易大法，以辨后世果于自用、剿说雷同、谬于圣人，使觉者省览，非所谓宗旨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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