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密闻之先子孝贞先生云：“后儒性命宗旨，七十子至两汉皆无此学，坚守古经为定也。魏正始中，王弼、何晏共好清谈，创‘天人神明’之论，崇尚老庄，以无为贵，始以‘无’为宗旨。王何之说一倡，盛于王衍，谓‘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。无也者，开物成务，无往不存者也。阴阳恃以化生，万物恃以成形，贤者恃以成德，不肖恃以免身。故无之为用，无爵而贵矣。’六朝以《周易》《老》《庄》谓之‘三玄’。当时王公与贵游子弟慕尚清谈，风成俗改。
虽佛氏言理大行，别为一家，盖二氏虚无静坐之说同，而设施之次弟异。自魏晋，老氏之说始入于儒，吾道杂乱之所由起，浮虚之所由出也。儒说遂小而妄矣。贵无流播既远，世不考《系辞》以‘无’为道之本源久矣。唐李翱撰《复性书》，世更有‘复性’宗旨。王安石为相，修经义，移易天下之耳目。程颢、程颐相因而作。周惇颐名微未显，程氏亦南渡后方盛。其初惟言王氏之学。清谈余习，流为高论。安石之言曰：‘不偏之谓中，不易之谓庸。’颢、颐之言曰：‘心即性，性即天，天即性，性即心，所以生天生地，化育万物。
独坐澄心，静观天理。’祝允明云：‘千古典训，崇朝而改，惟应太息流涕耳。’此后一家私意，反成定论。陆九渊谓‘六经注我，我注六经’，‘能识未济道，便识文王’，学者疑之。朱熹以‘复性’及‘天理人欲’为旨，而曰：‘这个道理，与生俱生。今人只安顿放在空处，浮生浪死也，甚可惜。’又谓：‘庄列亦似曾点意思，他也不是专学老子。吾儒书都看来，不知如何被他晫见这个物事，便放浪去了。今禅学也恁地。’于是选子思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而自窜入于其间，加于先圣《论语》之前，与孟轲所著，尽改古注，自名曰《四书》，以追配六经。
熹之徒尤蕃，高论极盛，朱、陆异同之辨起矣。王、程、朱、陆之说再倡，学者皆谈性命神化为闻道，以治天下国家为绪余，以好古多识为‘名物度数’、‘玩物丧志’。一切勋业文章，深仁上智，皆以为非圣人之道，天地之悬隔。比魏晋之说，其流虽异，其源则同。且自号正学以从之者，庶有作圣之资。王守仁复实‘良知’宗旨，曰：‘无善无恶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意之用，知善知恶是良知，为善去恶是格物。’学者愈恣极蔓衍，而无所忌。魏晋宋南北以来诸儒言道，悉贤者也，而无柰贤者过之。
七十子相传圣门言学，两汉追寻的有授受，久始昌明者，忽以为粗而不精，外而不内，意见横出，讲辨亘生。圣人本根实用之旨，蠹蚀殆尽。牵强附会，各以成书。胡寅序其父安国《集略》曰：‘惟邹鲁之学，由秦汉隋唐，莫有传授。其间名世大儒，仅如佛家者流，所谓戒律讲论之宗。至于言外传心，直超佛地，则未见其人。圣道不绝如线，口笔衮衮，异乎身践，有书徒存，犹无书也。逮我宋熙宁以来，元觉杰出，上继回、轲，天下英才心悦诚服，然后孔氏述业浸以光显。
’据寅所序，‘言外传心，直超佛地’，达摩别旨，未见于经传。则宋所谓‘绝学’，非圣门之旧，不待后世更加一辞矣。盖二氏之谈心，若与儒同，而所以用之者则远甚矣。欲取天下之万物万事而悉归之心，独坐默会，以期于冲漠无朕，湛然常寂，自外而入，是二氏之求心也。故其言曰‘静’曰‘无’。以心而合之天下万物万事，各适其道，上下安和，以至于修齐治平，自内而出，是儒者之存心也。故有四教、四科。以二氏之旨入于经传，是后儒之深误也。
自宋，佛氏之说始入于儒，吾道杂乱之所繇盛，浮虚所以日炽也。儒说愈执而诬矣。魏晋之清谈，虽老庄显行，而传经诸儒守圣门之遗，尚得撑抵；宋之理学，则改经更注以就其流入佛氏之曲说，而儒害益深益大。学者疑九渊为禅，其踵相接；疑二程静坐为禅，十之四五而已。盖王安石之性命，二程略加改换；朱熹，二程之巨浪也；王守仁，九渊之余焰也。四家之书具在，与古经相睽者远矣。故吾道杂入，魏晋而后，老氏为多；宋以来，佛氏为厚。皆诸儒作聪明，乱旧章。
其可叹者，岂胜言哉！古经之弘者，无所不包，施济于天下，学者守之。二氏之静旨，专求其虚，独理其身。二氏之徒守之，各有其传，不相假藉。诸儒辟二氏，谓其惑世诬民，若不可令一日容于斯世。而阴窃其说以自润，又何可以服二氏之心？乃取山林幽独之行，加于先王人伦日用之中；枯槁虚无之言，杂于圣门忠信笃敬之内。夫安能合？不能合，必强为之辞以画一之。此后儒自谓愈传愈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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